南懷瑾:過分的禮儀規矩會出大毛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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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者,所以行謹敬,亦所以生惰慢——反禮也。議曰:漢時欲定禮。文帝曰:繁禮飾貌,無益於禮,躬化為可耳,故罷之。郭嘉謂曹公曰: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者也。夫節苦難貞,故生惰慢也。
中國文化最喜歡講禮,禮也包括了一切制度。有禮、有規矩,在公家或私人的行為上,是比較好。但是相反的,制度、規矩,行久了,太多了,會出大毛病,會使人偷懶、逃避。和法令一樣,立法太繁,就有空隙可鑽了。
在這一節中提出反禮的歷史事例。漢高祖統一天下以後,除由叔孫通建立了政治制度以外,由春秋戰國下來,經過秦始皇到漢代為止,中國文化又被攔腰斬了一刀,沒有好好地建立。叔孫通替漢高祖建立的是政治制度,沒有建立文化制度。所以現在講到中國的學術思想,都講“漢學”。“漢學”也稱作“經學”,像四書、五經等等,都是在秦始皇的時候,沒有被燒光的,由沒有被殺的讀書人找出來,背出來的,漢時重新建立的。我們現在看到的四書、五經以及《老子》、《莊子》等等古書,認真考證起來,有的地方是有問題,不一定和當時的原書完全一樣,在漢代重新建立時,有的還是難免背錯了,所以最初文化沒有建立根基。到了漢文帝的時候,學者們建議定禮,可是漢文帝反對。後來到漢武帝的時候,才建立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中國文化系統。當時漢文帝和他的母親,是崇拜道家老子思想的,那個時候的政治哲學,是主張政簡刑清,完全是老子思想,盡量地簡化,不主張繁瑣,這是有名的所謂“文景之治”。到了漢文帝的孫子——漢武帝的時候,才主張用儒家,兼用法家的思想,所以在中國的文化歷史上,嚴格地看“文景之治”這一段,比較空白,但也比較樸素。漢文帝當時反對定禮,所持的理由是,儒家的禮太繁了,我們讀《禮記》就知道,他的說法不無道理,所以墨子也早已反對,還有很多學者和墨子一樣都反對繁文褥節,孔子、孟子的思想,對於過分的禮也是不太贊成。照《禮記》的規矩,真是繁瑣得很。我們現在這樣站,這樣坐都不對的,講話、走路、站、坐、穿衣,生活上一點一滴,都要小心謹慎,所以說是繁禮,麻煩得很,討厭得很,專門講外表,笑都不能哈哈大笑,不能露齒,那多痛苦!漢文帝認為這並不是禮的真正精神,不必定那麼多條文,大家只要以身作則來教化,就可以了,所以下令不談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故事,是用曹操的例子。郭嘉是曹操初期最好的參謀長,頭腦並不亞於諸葛亮,可惜年輕就死了。當時曹操想打敗袁紹很困難,袁紹當時是世家公子,部隊也多,等於軍政大權都掌握在袁紹手裡。曹操力量薄弱,簡直不能和袁紹比。可是當曹操和郭嘉討論當時的戰略時,郭嘉對曹操說,不必擔心袁紹。袁紹一定會失敗的,因為袁紹是公子少爺,世家公子出身,處處講規矩,到處要擺個架子。而你曹操,不講究這些,體任自然,出來就出來了,該怎麼做就怎麼做,這就會成功。而袁紹處處來個禮儀規矩,文化包袱太重了,擺不掉,一定失敗。你的體任自然的直截了當作風,大家都願意合作,是成功的有利條件。
因為處處要人守禮,要人講節義,這是令人痛苦的事情,要人壓制自己,每一個人講修養;要求每個人都是聖賢,有學問,有道德,守住這種貞節是很困難的。即使每個人都講禮,都守規矩,這樣習慣了以後,萬事就都沒得進步了。換句話說,文化學術悠久了,沒有精進,也不行。
摘錄《歷史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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