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別裁》有容德乃大
南懷瑾講述
第十九篇的記載，與上論第九篇《子罕篇》性質有相同之處。《子罕》這一篇，記載當時孔子做學問、言論、行為的實際教育理論，現在《子張第十九》這一篇，講到孔子的學生乃至門人，受孔子教育以後，對於孔門道學的發揮。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上面所說的，在孔子的言論中間，提到什麼要緊的事，都是「君子、君子」，到了這裡，子張提出來的是「士」，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先後時代上的稍有不同。中國的「士」，我們曾提到過的，每十個青年中選一個比較有學問、能力強的人為士，這是中國的選舉雛形，現在的選舉是西方式的，中國古代的選舉精神，一直到漢代，表面上都是如此，真正自由民主的選舉，推出來為社稷服務的就是「士」。
現在子張說，為什麼國家社會需要知識分子的士？這個知識分子的觀念與現在稍有不同，當時的知識分子是為人群需要的「儒」。「人之需也」，子張說一個知識分子要「見危致命」，看到國家社會艱難的時候，只好出來，挑起這個責任。
在《禮記》中也有過同樣的話。如我們經常標榜的文天祥，他之當宰相，是很可憐的任務，等到南宋末代最後沒有辦法的時候，才發表的，他本可以不幹，換句話說你們吃肉過好日子的時候不要我，現在卻要我了！但文天祥可沒有這個不爭氣的觀念，這也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士所謂「見危致命」的典型，艱難危險的時候，你既然要我，我就來了，準備這條命賠進去。
當然，除了文天祥以外，歷史上許多開創的時代中，也有很好的事例，不過，對於成功的一面，大家覺得不夠醒目，所以未提。例如郭子儀，便是一個見危致命的典型。「見得思義」，就是得到什麼利益的時候，或者有功勞酬庸的時候，就要考慮了。「思義」就是考慮是否為我們本分所應得的？不能隨便得。由此可見中國文化要求一個知識分子，士大夫階級的所謂「儒者」，是這樣嚴格：最艱難困苦的由我擔，好的由你們大家拿去，我不一定要。
中國古代文化對於祭祀天地祖先鬼神，非常重視，譬如十二月廿四的祭灶，也是幾千年的歷史了，雖然看起來是迷信，其實有重大的意義，當然祭祀行禮的時候，要規規矩矩，如面對神靈。現代的科學只是講看得見的一面，還有看不見的一面，正在摸索。這看不見的一面，至少現在科學還無法證明有沒有，一個真正大科學家不敢說沒有，所以對天人之間的祭祀要「思敬」。
「喪思哀」，死了人是喪，這是狹義的講面對喪事要有沉哀的心情，如講中國《禮記》，這個喪字包括有更大的意義，如時代的失敗。今日在座的人，相處此地，內心都有無比的悲憤，都應有責任問題的痛思。子張說要做到了這四點，才夠得上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士，不愧為一個讀書人。這一點我們要認清，自己的國家文化中一個知識分子、讀書人，構成為士的條件有如此之難。
孔子去世以後，子張在教學生，也就是繼承了孔子精神，從事社會教育。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這八個字很難。「執德不弘」，執就是抓住，譬如信仰就是抓住某一思想為中心。「德」是廣義的，包括道德之德，真理。我們普通一每個人都有這種德，譬如看見別人做好事，心裡一定肅然起敬，看見人家有好畫，心裡也很欣賞，讀書時感到書中的道理很對，也很開心。但是我們照著做了沒有？沒有，這就是「執德不弘」。我們沒有這樣遠大，我們也服從真理，看見好人好事也很欽佩，但是自己做起來，沒有那麼積極，不能發揮。
「信道不篤」的「道」並不只是宗教的「道」，包括一切真理。我們人生的體會，有時明明知道是這個道理，但到處理事情的時候，自己的個性、脾氣一來，就不管道理了，這就是「信道不篤」，不踏實。
上面這八個字，是我們最容易犯的錯誤，老實講不但是普通人如此，有許多宗教徒也如此，他們對信仰應該是堅定，但據經驗看來，有時候只好對他們付之一笑，常常發覺他們都是「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他不見得對那個宗教真正有認識、有信仰，像這種人教他得意也不可以，「焉能為有」，他得意就會得意忘形，忘記了自己。讓他失意也不可以，「焉能為亡」！他又會失意忘形。
換句話說，自己沒有建立一個人生觀，自己沒有中心思想，受環境的轉變，有的人沒事做時，會很痛苦，就是因為自己沒有中心思想的修養，如果自己有中心思想而退休閒居，就沒有關係，否則的話，閒居時就很可憐，這情形就是子張這個話，「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子張認為要做到「執德能弘，信道能篤。」自己有中心思想才可以。能處有處無，坦然自在。
有容德乃大
子張、子夏這些人都是同學，孔子去世後，子張在教學，子夏也在教學，後來荀子這一派都是由子夏這一派流出來的。子張、子夏都有學生，有一天有這樣一件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的學生，碰到師叔（子張少子夏四歲），就問師叔什麼是交朋友之道，子張就反過來先問，你的老師是怎麼告訴你們的呢？子夏的學生說，我們老師教我們，對於可以交的朋友，就和他往來作朋友，不可以交的朋友，就距離遠一點。
子張就說，那對不住，我當時聽到我們的老師孔子所教我們的，和你老師所教你的不一樣。（子張也蠻會講話，他並不說你們的老師講錯了。）我所聽到我們老師是說，一個人處社會交朋友要尊賢，有學問有道德的值得尊敬，而對於一般沒有道德、沒有學問的人要包容他，對於好的有善行的人要鼓勵他，對不好的，差的人要同情他。
假定我是一個有道德修養，有學問的人，自己是個君子，那麼對哪一個不可以包容呢？假如我自己是一個混蛋，那麼自己不必拒絕人，人家先討厭我了，何必還要去拒絕別人？
這一段記載得很老實，就是講子張和子夏都是孔子的學生。一個教育，一個思想，到了第三代就大變。好比三民主義思想，到現在考試起來就很難。這是說一個學問的發揮，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範圍擴充了，方向就兩樣，這是第一個觀點。
第二個觀點，就看到子張的見解，比子夏的見解是高明一點，作人的道理是應該如此，對於不及我們的人，不必討厭他，要同情他，能夠幫助的就盡量幫助他，即使不能幫助也要包容人，原諒人家一點，如果自己是對的，當然要助人，自己不對就免談，所以子張的見解是比子夏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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