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別裁》窮達行藏
南懷瑾講述
現在繼續講《微子第十八》，今天說到「逸民」這一段。上次說過，這一篇所講的，等於是歷史人物的報導，也反映出立身處世的道理，一種走入世的路，一種走隱逸的路，當隱士為出世之路。不過中國過去的隱逸之路，並不完全是消極的，以舊文字來形容，可用「有所待也」四個字。他們不是為個人利益有所待，只是想為國家社會有所貢獻而有所待，雖然同入世的人看法兩樣，角度兩樣，但都是有所待。因此，隱逸的路線也可說是積極的，他們救人救世的目標是一致的。可是這一類人，和孔夫子正面對照起來，顯出兩個方嚮。這一片裡大部分都是說隱逸的，孔子提出來：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孔子認為這批逸民們，最值得欽佩的，確定了人格，立志不變，自己認清楚了一個主義、一個思想、一個目標。他這個人格不管什麼環境，永遠不變，不動搖，同時不辱其身——這四個字是很難的，拿社會的現象與歷史作一個對比，就會知道，歷史上有許多人降志辱身。有
人在一個時代變更，尤其國破家亡的時候，例如宋末、明末時期，有很多人，或為了怕死，或為了一己的功名富貴而降志，降志而後辱身，招來不知多少侮辱，被人看不起。但是話說回來，有許多人還以辱身為光榮的，對這種人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同時由這點，也可以了解我們中國思想文化，對於人格教育的建立是很重視的，再說不辱其身的事例，我們但看社會上許多人，雖然發財了，但是乃由降志辱身得來，也是很可憐！對於不辱其身的定義，廣義的是堅定人格，高尚其志，這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認為真夠得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只有伯夷、叔齊他們，這兩個人連皇帝位置都不要，可以做到棲心道德，視天下如敝屣。
孔子又說等而次之，便如柳下惠、少連這兩個人。柳下惠這個人我們曾經提到過的，三次上臺，三次下臺，始終搞不好，孔子說，這好像就差一點，可以說降其志，又辱其身了。明知道做不好，非硬做不可，又不知道權變，如知道權變，將就一點也好，又不能將就，既挽不回時代，又自取其辱，結果既降志而又辱身。
辱身是指個人對社會環境而言，降志是對自我人格而言。孔子說，在這方面來講，柳下惠、少連就比較差了。不過，他們一生的言語思想是中倫的。這個「中」是射箭射中了的「中」。「中倫」就是中於倫常的道理，維持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同時也說他們言語思想完全是走中肯的路子，他們的行為，能夠中於中正的精神。總之，他們的言行思想，可以保持原來的規矩沒有變，只能如此而已。但挽回不了時代，對社會也沒有貢獻，所以說他們是自己降誌辱身。
再其次如虞仲、夷逸這幾個人，用現代話說，也可以說是時代的逃兵，或者說是現實社會裡退伍了的人，自己認為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就只好退出。他們一輩子隱居，沒有出來做過事，放言高論、批判是非得失。我們把「隱居放言」連起來看，便知唯有隱居可以放言，這怎麼說呢？對功名富貴、社會的一切都無所要求，沒有企圖，所以這可以客觀地講公正的話，也敢於講話。
但孔子說他們雖然如此，也只能做到他們本身一輩子清高而已，儘管再大的功名富貴放在面前都不要，捨棄掉了一切人事上的禍福利害關係，自己退隱了專門自修。固然說時代不對了，環境不許可他們有所作為，沒有辦法，只好退隱了，不過隱退也是不得已的一個權宜之計，所以說它是一種通權達變的辦法而已。
孔子提了這幾個隱士的典型以後便說：我和他們則是兩樣，真正時代不需要我的時候，我可以作隱士，需要我的時候，我也可以出來，絕對地負起責任來做事。並不是自己立定一個呆板的目標，像上面提到這幾個著名隱士的作風。因為他們自己劃了一道鴻溝，自己規定了人格標準，守住那個格。
孔了說無可無不可，就是說不守那個格，可以說是「君子不器」，也就是「用之則行，捨之則藏」的意思。需要用我的時候，把責任交給我，我就照做，挑起這個擔子，不要我挑起這個擔子的時候，我絕不勉強去求，所以說孔子是「聖之時者」。他這個聖人與別的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自己所說的「無可，無不可。」沒有規定哪一樣可去做，沒有絕對否定哪一樣事情不可做。「無可，無不可。」有時候被人錯誤解釋是滑頭的事，好像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其實不是這意思，而是說不固執自己的成見。
這一段等於是這一篇內容要點的畫龍點睛了，本篇的宗旨就在這個地方，也可以說，在為人處世上，給我們一個啟示，看自己應該向哪一個人生路線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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