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別裁》毀與譽

南懷瑾講述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孔子說,我對於人,毀譽都不計較,即如說那個人說某人好,那個人說某人壞,很難據以定論。我的體驗,不要輕易攻訐人,也不要輕易恭維人。人很容易上恭維的當。但是我總覺得恭維人比較對,只要不過分的恭維。對於自己要看清楚,沒有人不遭遇毀的,而且毀遭遇到很多,即使任何一個宗教家,都不能避免毀。像耶穌被釘十字架而死,就是因為被人毀。而且越偉大的人物,被毀得越多,所以說「謗隨名高」。一個人名氣越大,後面毀謗就跟著來了。

曹操還沒有壯大起來的時候,初與袁紹作戰,情勢岌岌可危,他的部下沒有信心,認為會打敗仗,很多人都和袁紹有聯絡,腳踏兩邊船,以便萬一情勢不對時,可以倒過袁紹那邊去。他們往來的書信資料,曹操都派人查到,掌握在手裡,後來仗打下來勝利了,曹操立刻把這些資料全部毀了,看都不看,問更不問。

有人對曹操說,這些人都是靠不住的,應該追究,曹操說,跟我的人,誰不是為了家庭兒女,想找一點前途出路的?在當時是勝是敗,連我自己都沒把握,現在又何必追究他們?我自己信念都動搖,怎能要求他們?如果追究下去,牽連太廣了,到最後找不到一個忠貞的人,不必去追問了。這也是曹操反用恕道,故意作到能夠寬容人。

其次古人的句子:「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人與人相見,三兩句話就說起別人來了,這是通常的事,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如果作為一個單位主管,領導人的人,要靠自己的智慧與修養,不隨便說人,也不隨便相信別人批評人的話,所謂「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個攻訐人的人,他們之間一定有意見相左,兩人間至少有不痛快的地方,這種情形,作主管的,就要把舵掌穩了,否則就沒有辦法帶領部下的。

另外一些會說人家好話的人,中間也常有問題。李宗吾在他諷世之作的《厚黑學》裡,綜合社會上的一般心理,有「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辦事二妙法」,所謂「補鍋法」、「鋸箭法」,都是指出人類最壞的做法。有些人最會恭維人,但是他的恭維也有作用的。

近代以來,大家都很崇拜曾國藩。其實,他當時所遭遇的環境,毀與譽都是同時並進的。因此他有贈沅浦九弟四十一生辰的一首詩:「左列鍾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這是說他們當時的處境,左邊放了一大堆褒揚令、獎狀。右邊便有許多難聽而攻擊性的傳單。

世間的是非誰又完全弄得清楚呢!多了這一頭,一定會少了那一邊,加減乘除,算不清那些帳。你只要翻開《莊子》書中那段屠羊說(人名)的故事一看,人生處世的態度,就應該有屠羊說的胸襟才對,所謂「萬事浮雲過太虛」。

孔子這裡說,聽了誰毀人,誰譽人,自己不要立下斷語;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有人攻訐自己或恭維自己,都不去管。假使有人捧人捧得太厲害,這中間一定有個原因。過分的言詞,無論是毀是譽,其中一定有原因,有問題。所以毀譽不是衡量人的絕對標準,聽的人必須要清楚。

孔子說到這裡,不禁感嘆:「現在這些人啊!」他感嘆了這一句,下面沒有講下去,而包含了許多意思。然後他講另外一句話:「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夏、商、週這三代的古人,不聽這些毀譽,人取直道,心直口快。走直道是很難的,假使不走直道,隨毀譽而變動,則不能作人;做主管的也不能帶人。所以這一點,作人、做事、對自己的修養和與人的相處都很重要。

《莊子》也曾經說過:「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真的大聖人,毀譽不能動搖。全世界的人恭維他,不會動心;稱譽對他並沒有增加勸勉鼓勵的作用;本來要作好人,再恭維他也還是作好人。全世界要毀謗他,也絕不因毀而沮喪,還是要照樣做。這就是毀譽不驚,甚而到全世界的毀譽都不管的程度,這是聖人境界、大丈夫氣概。

據歷史上記載,有一個人就有這股傻勁,王安石就有這種書呆子的氣魄。王安石這個人,過去歷史上有人說他不好,也有人說他是大政治家,這都很難定論。但是王安石有幾點是了不起的,意志的堅定,是一般人所不能。

他有過「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懼,祖宗不足法,聖賢不足師」的倔勁。沒有把古聖賢放在眼裡,自己就是當代的聖賢,可見這種人的氣象,倔強得多厲害。相反的,說他是魔道呢?但也難下斷語。他一輩子穿的都是破舊衣服,乃至他當宰相時候,皇帝都看到他領口上有蝨子。眼睛又近視,吃菜只看到面前的一盤,生活那麼樸素,可是意志之戇,戇得不得了。他對毀譽動都不動,表面上的確不動,實際上內心還是動的。所以這一段可以作為我們的座右銘,能夠做到毀譽都不動心,這種修養是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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