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別裁》政治與宗教
南懷瑾講述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這個「知」念「智」，為智仁勇的智，古代知智相通。樊遲，這位孔子的學生，不必介紹了，上次駕車的就是他。有一天他問孔子，什麼叫真智慧，這個知包括了科學、哲學，但在這裡卻偏向於政治哲學。孔子答復得很妙：「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務民是什麼？是領導人，作一個從政領導的人便是務民，意思是他所領導的事務是為老百姓服務的。「敬鬼神而遠之」，這句話我們中國人都知道是孔子的名言。孔子不相信宗教嗎？他非常相信，他認為鬼神是有，但與人是兩路。所謂「天道遠，人道邇。」鬼神是天道的問題，離我們很遠。我們現在活著都是人道——「人道邇」，政治、教育、經濟、軍事、社會都是人道的事，不要以鬼神為主，所以敬鬼神而遠之，是敬而遠之，不是不信。
過去，尤其是現在，一談到宗教，人們就說迷信，這種態度我非常反對，持這態度的人「懂不懂宗教？」是一個問題，如說：「不懂，是迷信何必去懂他？」這樣便是大迷信。為什麼呢？因為迷信自己嘛！對於一個東西，內容還不懂，就隨便下定義，這不是迷信嗎？迷信，就是迷糊不知道而相信，這才叫迷信，現在你對宗教不知道而下了這個定義，這是大迷信。孔子絕不迷信，「敬鬼神而遠之」，這就是知。
這是個大問題，中國古代歷史，西方古代歷史，幾乎政治與宗教沒有分過家。我們歷史上的秦始皇、漢高祖、唐、宋、元、明、清一路下來，幾乎沒有一個皇帝沒有和宗教發生過關係，不管他是信仰或反對。外國也一樣。
講到這裡可以告訴大家一個事實，當南越已故總統吳廷琰未去世前，有位神父，陪一位也是教書的外國神父，到我家裡來訪問，說是由教廷來的。我一聽這件事，頗頭大。我聲明如果視我為代表中國的某一宗教徒，我不願談話，因為我不能代表任何一個宗教。他說就因為我不代表任何一個宗教，比較超然，所以要訪問我。
我說我首先告訴你，請你轉告他們。我曾經在香港對宗教人士演講，提到二十一世紀之時，所有宗教的外衣都必須脫掉，所有宗教的大門都必須打開，而且各宗教要聯合起來共同服務，追求人生、宇宙的真諦，二十一世紀的文明，才能夠建設。我說也許言之過早，但是你們可記錄下來，將來必定如此。為什麼呢？假使不脫掉宗教的外衣，不打開宗教的大門，還是閉關自守，對所有宗教而言，便有八個字的定論——「關門主義，自殺政策。」
宗教是誰在排斥？並不是宗教之間的鬥爭，而是自然的發展，科學文明在捉弄宗教。後來他問到南越的事情，天主教與佛教之間在南越的問題。我說現在你可以記錄我的話了，我是中國人，站在中國歷史文化的立場，貢獻你們一個意見，世界人類文化，站在宗教的觀點來看政治，好像每一個地區的政權，不過是由宗教制成的一個作品；相反的站在政治立場來看宗教，任何宗教不過是政治上的一環而已。
凡是純粹的宗教徒，最好站在政治的立場來看宗教。西方的宗教不去管，在中國的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政治如果扯上了宗教問題，便非失敗不可。我當時認為貢獻他們這個意見，非常踏實，很誠懇。現在來說更中肯，一點沒錯。
我們中國歷史上，秦漢以下，三國時的黃巾張角、元朝的白蓮教，近代如紅燈照、義和團、太平天國等都是政治扯上宗教關係。凡政治扯上宗教關係來玩的，非失敗不可。西方的十字軍東征，這麼大一個戰爭，為了宗教的觀念而起的，成功了沒有？失敗了，此其一。第二，政治必須仰仗歷史文化的經驗，當時的南越太年輕了。我不好意思講，這是我國自己國家運氣差一點的時候，自己倒楣，免談了。嚴格說來，南越是小孩嘛，政治和歷史文化是要久遠的經驗，不可像小孩子一樣隨便亂來的。
這些事例就是說明「敬鬼神而遠之」的意義，如果講宗教史，佛教玄奘取經回國以後，便是唐太宗捧出來的。同時唐太宗也捧道教。唐代的真正國教是道教，上朝排列朝班時道教站在第一位，佛教站在第二位，但待遇上是平等的。至於儒教，不用說，也是照捧，對伊斯蘭教也很崇敬，老的基督教——景教，也是唐太宗時候到中國來的，唐太宗還替他寫一個碑文，准他在廣州蓋廟— —建教堂。
唐太宗那樣大的政治氣派，看每一個宗教都是好的，都「請上坐，泡好茶。」他自己信什麼教，他沒有表示。老老實實說，後來考據他是信佛教的。但在政治態度上，他絕對公平，過去儘管沒有憲法，對宗教還是公平。所以孔子說為政的領導道理與鬼神之事的關係，不能完全做迷信看。有時對工作，對政治非常有幫助。
不過上面一個「敬」字很重要，應該非常恭敬。比如拿破崙，絕不迷信，他當皇帝以後，曾經把皇冠一腳踢開，認為這些皇帝的帽子算什麼東西。但當他打到了伊斯蘭教的國家，看到伊斯蘭教的教堂，卻跪下來，跟著別人一樣禮拜，這就是「敬鬼神而遠之」的道理，這也是最高度的智慧，不能叫迷信。信仰是個人的事，處大事時，則不能隨意有所偏廢。
為什麼舉這許多事例來說明「敬鬼神而遠之」為「知」呢？要注意，孔子上面有一句話，「務民之義」，講到一個國家領導人的智慧問題，並不是普通閒談地，討論鬼神這個哲學問題。
後來又問到仁這個問題。這裡的仁不是講仁的體，而是講仁的用，作人處世的仁。孔子說，一個領導別人的人，極須要仁愛的心懷，對任何問題不要輕視，不輕視也就是儒家「敬其事」的思想。尤其領導人聰明的，往往容易輕視天下事，犯上蘇東坡「我被聰明誤一生」的毛病，所以任何事先從「難」的方面想，以後才能得到好的結果。先從難的方面，問題多的方面看，都研究完了，最後有一個結論，得到中道的成果，這就是仁的用。這樣一來，便利了自己，也便利了別人，更便利了老百姓。
這幾十年來，年輕的朋友，用西方文化的觀念來處理事情——錯了，不怕錯，就怕不做；錯了沒有關係，再改。這一來，在政治上有好也有壞。有些人喜歡引用拿破崙的氣魄，說他的字典裡沒有難字，這句話聽了很過癮，非常有氣魄。但是大家想想，拿破崙並沒有成功，他不會成功，如同中國的項羽一樣。
說到西方文化，美國除了科學以外，追根究底沒有什麼真東西可看；只有到歐洲去看；在歐洲只有到法國看，到了法國祇看到拿破崙的凱旋門。歐洲人都崇拜拿破崙，可是像拿破崙這樣的人，在中國歷史上多的是，可以揀出來一打以上，這有什麼了不起？一個老成謀國的人，要注意這個「難」，先難而後獲，這就是用仁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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