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別裁》禮樂衣冠
南懷瑾講述
首先,我們對本篇篇名作個簡單的解釋:八佾——「佾」與「儀」同音,如今在孔廟中拿羽毛,在祭孔典禮中所舞蹈的叫八佾之舞。用現代的名稱,可說它是「文化舞」,代表古代文化的一種舞蹈。當時中央政府是周天子,天子舉行國家大典,代表國家的精神,用作餘興的舞蹈,典禮開始的禮樂。八佾是八個人一排,共有八排;諸侯之邦,六人一排叫六佾。諸侯之下的大夫——大臣之家,用四人一排,共四排,叫四佾。這是固定的形式,周朝的禮樂、衣冠、文物等,都有周詳規定。
那麼,孔子為什麼在這一篇裡教起跳舞來了呢?不是的。這篇書的全部重心,以現代用語說,是代表了文化精神。他的內容講「禮」。禮的根本,也就是孔子一生做學問之所在。只是因為當時寫文章的習慣,而用了《八佾》這個名稱做篇名。
「禮」是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環,所以我們要了解中國文化,五經中《禮》這部書是不能不研究的,尤其因為它偏向於中國哲學思想的根本,同時包括形而上宗教哲學的問題。但本篇是以過去的觀念而言,當然,我們現在講的「文化」這個名詞,與過去的觀念不同。過去的觀念,文化偏重於人文——人倫的道理,即是倫理的道德,政治的倫理與社會的倫理。
現在「文化」這個名詞的含義,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教育、哲學、宗教等等歸納起來,成為文化的總體。因此,對於「文化」為一名詞,古今定義的不同,為了講書的方便,應該先有一個認識。我們說《八佾》這一篇全篇的精神在於文化,是切合古代所謂「文化」的定義而言的。第一篇《學而》,是個人求學的宗旨;第二篇《為政》,也就是為學的外用;第三篇是把個人的內聖為學,乃至於外用的為政,綜合起來的文化精神,放在《八佾》篇中,這是從一個故事開始的。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即季家,當孔子時代,魯國有三家權臣,即所謂權門,而且不是普通的權門,是可以動搖政權的權門。這三大家是孟孫、仲孫、季孫,國君都拿他們沒辦法,整個政權都操在他們手上,魯國當時的國君就那麼可憐。
季氏這位權臣,有一天高興起來,在家裡開家庭舞會,結果,玩出天子的味道來了。照規定他只能欣賞四人一排的舞蹈,他居然擺出八人一排的舞,完全天子的味道,要與中央抗衡,已經不把朝廷放在眼裡。
有人把這事告訴孔子,孔子就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照後世學者們的解釋,好像孔老夫子聽了這件事,大發脾氣,握著拳頭,敲響了桌子,厲聲斥責道:假如這件事我們都能忍耐下去,容許他去幹,那麼還有什麼事情不能容忍他季某去做呢?事實上,並不是後儒們所解釋的這樣,假如真是後儒所解釋的一樣,那麼《學而》篇當中:「溫、良、恭、儉、讓」形容孔子的五個字裡的「溫」字,要用紅筆打×了,孔子的修養就不行了。
很簡單,《為政》篇不是剛說過孔子能不能先知的問題嗎?其實孔子早已看出季氏的動向,所以有人告訴他季氏八佾舞於庭,在家裡擺天子的排場時,孔子就說,這要注意!季家的野心不小,像這樣的事情,季家都忍心做了,還有什麼事情他不忍心去做呢?叛變、造反,他都會幹的。孔子就以這件事斷定,季氏將來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所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說季氏竟然忍心做這些事。並不是孔子在那裡發脾氣罵人,這些很明顯的文字,不必要故意轉個彎來把它亂解釋。
不但如此,那時社會變亂得很厲害,正如現在所講的文化墮落。現在再看: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闢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哪三家呢?就是這季氏三家權臣,他們不但眼裡沒有頂頭上司的魯君,連中央的周天子,他們也不放在眼裡,結果不但在家裡開舞會,擺出八佾之舞,還在家裡宴客完了撤席時,奏起天子所用的國樂來。「徹」就是撤宴撤席,「雍」就是天子所用的國樂。他們三家權門,竟在家裡奏天子所用的音樂於宴席之中。
所以孔子引用古代的詩說:「相維闢公,天子穆穆。」他的意思是說,在中央政府天子奏「雍」這支國樂的時候,天子站在中央,闢公(即當時的諸侯)站在兩邊擁護著天子,然後天子從中間走過。因為天子本身代表國家的精神,所以態度也非常莊嚴,絕不會左右亂看。而現在這三家權臣,拿了中央天子用的這種莊嚴的國樂到家裡開舞會,真不知道他們用意何在?換句話說,一個時代的社會風氣開始變壞,是由有權勢的人所引導的。所以孔子非常感傷,接著感嘆起來。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是孔子學問的中心,下面第四篇就專講仁,這裡暫時不去討論他。上面幾句話的意思說,一個人沒有中心思想,「如禮何?」文化對他有什麼用?文化是靠每一個人自覺自發,自省自悟的;文化不是法律,不能由他人來管的。所以「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一個人如果自己不省悟,文化與藝術對他有什麼用呢?這是孔子的感嘆。
由於孔子對「禮」、「樂」的感嘆,再轉到: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甯戚。
林放這個人問孔子,禮的根本是什麼?這個問題太大了,我們講過的,中國文化這個「禮」字,如果談到根本,是哲學最高的問題,也是宗教哲學最高的問題。宇宙萬有怎樣來的?哪一天開始的?這個本體論,也就是禮的根本所在。所以林放問禮的根本是什麼,孔子說,他這個問題太大了。孔子不跟他談哲學,不談文化的精神,只答復他關於禮儀的問題。
孔子說禮儀的過分鋪張就不合理,寧可簡單隆重。辦喪事太輕率了也不好,寧可取悲戚的態度。拿我們現在的情形來看,假如孔子現在還活著,處在我們這個社會中,他不知要感慨到什麼程度。現在我們的禮恰恰與孔子講的相反,禮不從簡而從奢,越奢侈越有排場,喪事不從悲而從易,家人逝世了,送殯儀館,火葬過後三天,又在家開舞會孔子當時對文化衰敗非常感嘆,因此他的結論: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過去所謂夷狄,就是文化落後的邊疆地區,孔子的思想是以文化為中心,凡沒有文化的,稱為夷狄,因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這四種族在當時是沒有文化,非常野蠻。中國則稱中夏、中原,是有文化的。孔子說那些蠻族落後地區的人,也有頭子,有君主、酋長。但光有形態,沒有文化,有什麼用,不如夏朝、殷商,雖然國家亡了,但歷史上的精神,永垂萬古,因為它有文化。
所以我們知道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國家不怕亡國,亡了國還有辦法復國,如果文化亡了,則從此永不翻身。試看古今中外的歷史,文化亡了的民族而能翻身的,史無前例。所以對於文化重建的工作,我們這一代的責任太重大了,絕不能讓它在我們這一代的手中斷送掉。
這是很重要的,像孔子在這裡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夏朝雖然亡了,成了歷史的名詞,但夏朝的文化,一直流傳下來,現在我們也還接受。譬如過年,我們喜歡過陽曆年還是陰曆年呢?憑心而論,還是喜歡過農曆年。對陽曆年,那是不得不過的。陰曆年就是夏曆,是夏朝留下來的文化。很多很多我們現在的文化,還是夏朝的文化。所以孔子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有政權的存在而沒有文化的精神,那有什麼用呢?因此文化精神一定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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