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第110講 君道與臣節
南懷瑾講述
除此以外,由鄒穆公與孟子這一段對話中,引出一個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上極重要的問題,需要特別加以討論。
根據本文鄒穆公的發問,認為他的國家有了重大的變故,而一般守上有責的高級幹部們,死難的不少,但是他們的部下,以及基層的民眾們,根本視若無睹,好像毫不相干似的。我們平常也都讀過《孟子》,但是重點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氣掩蓋過去。甚至可以說,我們被古文語調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兩個極其重大的基本問題。孟子當時既非盡情發揮得明明白白,我們後世讀來,也未仔細尋思,只是馬馬虎虎的讀過去了。
在中國文化政治哲學的傳統道德中,過去的歷史上,「君道與國共存亡,臣節盡忠死國事。」這是不易的原則。自三代以後,春秋以下,無論君主政體與否,這個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終不變的。這種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當然,最具體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春秋》以後的孔孟一脈的儒家學術思想。而在宋、元以後,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層紮下根基的,則歸功於幾部有關歷史故事的小說,如《三國演義》、《精忠岳傳》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義的精神,如重然諾、守信義的義氣風範,融會在國民生活的每一環節,打入每一個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孫心坎深處。加上宋明以來理學家們在臣道、臣節上的深厚修養與發揮,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間,士大夫們死難於臣節、盡忠報國的典型,比之以往的歷史,更加激烈而具體,更加莊嚴而可敬。
其實這種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由來久遠,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例如孟子講王道,動輒便提出周初開國的文武之業來作標榜。但事實上,以商紂的暴虐,雖經周武王鼎革以後,政治上的種種努力,但將近百年之間,用現代人的話來說,將近一個世紀,還有「殷之頑民」,始終與周朝並不合作。最明顯的,便如初期的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上。其實,歷史上所記載的「殷之頑民」,也就是前代商朝遺民的忠貞志士,因為作史者立場,所以稱他們為「頑民」,也就是所謂的頑固分子。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諸侯,封微子於宋,以祀殷商之後,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時也是培養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
其餘信手拈來,如眾所周知的漢初田橫五百壯士,義不投漢,集體自殺以全節義;項羽的八千子弟,統統戰死烏江;這些都是犖犖大者,盡人皆知的歷史故事。其他有關歷代在成敗、存亡續絕之際,忠臣義士可歌可泣的事蹟,還有很多。這是中國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長,關係一個民族國家,立國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不能不加注意,應該大書而特書的。例如元朝與清朝的入關,在戰役中遇到戰死不屈的忠義之臣,或是後來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貞志士,不但不加凌辱,反而恭敬禮遇,雖依法執刑,死後仍善為安葬,示以生榮死祭以表忠貞。而對那些輕易投降,賣主求榮的,便為他們另外立了《二臣傳》,以表示有虧節操。這些就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豈可以儘把它列入「愚忠」兩字而輕輕抹煞。而且這種節操的養成,與帝王民主的政體關係不大,並不是說在帝王養士的體制之下,才有忠臣義士的作風,在民主體制的時代,就不需要對國家民族有此忠義的節操,那便是大錯特錯,是自己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無知了。
問題不能扯得離題太遠,現在再回轉來看鄒穆公這一段的對話。鄒是戰國當時的蕞爾小國,微不足道。但當他國家有難的時候,守土有責的高級臣僚,死難的如此之多。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這表示鄒魯之邦,確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柢。儘管主懦國弱,而文化教育的風範,始終未變。但是鄒穆公再進一步要求他國內的全民盡忠,那麼問題就太不簡單了。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覆,也便是反映出對當時邦君們的一種警告,一番抗議。這便是我方才說要特別注意的一段。同時也是中國文化歷史哲學的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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