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第101講 仁義的實質與權謀
南懷瑾講述
從歷史的資料看,齊、燕的結怨,有兩件事足以啟發後人的睿思。
第一是,燕王噲傳到昭王以後,燕國起來復仇。要復國仇,必須要內政修明,力圖強盛。而內政之修明,又以人才之爭取為先。他第一個就採用了郭隗「千金市馬骨」的精神原則,廣求人才,得到樂毅這一批賢能之士,一戰連下齊國七十二城,湔(音ㄐㄧㄢ,清洗、洗刷)雪了國恥。
第二是,在那個時候,蘇代曾對燕昭王說過這樣一句話:「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他認為仁義的精神和行為,是個人對自己的一種最高修養。但是如果要想取得一國的政權,治理天下的百姓,僅僅講究仁義的道理,是沒有用的。把蘇代這個理論和孟子的話對照一下,則很可以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基本上,仁義的思想和精神沒有錯,只是在方法上,要因時間和空間的不同,而有所變通。
其實,蘇代的話仍然不脫縱橫家的論調,把仁義限制在個人的修養上。我們知道,武王在起兵伐紂之前,曾經和姜太公商量過。據《太公金匾》的記載:
「武王問大公曰:殷已亡其三,今可代乎?太公曰:臣聞之,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為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可易失也。」
周武王在準備起兵攻伐紂王之前,對姜太公說,現在殷紂王因為暴虐無道,已經失去了他十分之三的國力、土地和人民,而且看來還會變本加厲,天下將更動亂,百姓將更痛苦。現在是不是可以起兵,以革命行動,把殷紂的政權拿下來呢?
姜太公對武王說:據我所知道的,凡是知天——懂得天時、地利、人事等這些客觀因素和時代趨勢的人,當形勢不利於自己,而無法實現理想時,他是不會怨天的。一個真正瞭解自己的人,也能將人心比己心,以己心度人心,那麼就不會輕易去責怪別人了。所以處理一件事情,先把客觀的因素衡量清楚,對別人的心理也瞭解了,根據這些條件,作好周密的計劃,然後按計劃行事,一定會成功的。
反過來,如果不能把這些客觀和主觀的條件弄清楚,盲目的先做了再說,那就必然失敗無疑。而且,在客觀條件已經具備,時機成熟,唾手可得的時候,你卻遲疑不進,坐失良機,這樣不是太可惜嗎?比如田裡的稻子已經成熟了,而你不去收割,這就不對了。一件事情,時機到了,大勢所趨,由不得你,而你卻偏偏不採取行動,這樣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要如此,大事業更要注意。至於時機不到,或者時機已過,卻勉強去完成的,那是妄成,不會持久的。譬如夏天,枝葉茂盛,花開之後,到了秋天,自然結果。等到嚴冬來臨,則遍地冰雪,但是到了相當的時節,又自然地春江水暖了。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時機,一個恰當的時機很難遇到,但卻很容易失掉。
鬻( ㄩˋ)子也曾經有這樣的話:「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謂之道,謂之仁。信而能和者,帝王之器。」據《漢書·藝文誌》記載,鬻子名熊,著《鬻子》三十篇,分一卷六篇。他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為天下福祉所作的行政措施,就是最崇高的行為,也就是所謂的仁道。能使全國上下安居樂業而心悅誠服,就是帝王之才。自己並不著意去追求爭取,而自然由他人擁戴,那麼你便立了信。能為天下人除害,換言之,誰危害天下人,你就除掉誰,這就是仁。如果順天應人,自然獲得權位,執政以後,全國上下親愛精誠,和睦相處,一旦有了外患侵凌,或內在的災禍危難,則和衷共濟,同心協力。能做出這種政績,那就真是為帝為王的材料了。
同樣的,我們可以瞭解,孟子的贊成——至少是不反對齊宣王伐燕,並沒有違背他一向所主張的「仁義」思想。而仁義也不一定如後來所說的,只是完成個人美好人格的修養而已。依照姜太公的說法,在客觀條件的需要下,戰爭的手段可以完成更崇高的目的,則不但不違背仁義,且合乎仁義。照鬻子的理論推衍,一場為天下除害的戰爭,也就是仁道的伸張。
總之,孟子因為燕國老百姓生活於水深水熱中,所以不反對齊國去攻伐,這並不違義。他的論調。可以說和當年姜太公對武王所說的,是同一個方向。問題是齊國之伐燕,沒有做到如鬻子所說的那幾個原則,也就非帝王之器了。事實上,基於當時時代趨勢等因素,孟子的思想並不像孔子那樣宗周。因為歷經七百多年來的中央周室,實在已是一個扶不起來的破砂鍋了。因此,只要有人能真正施行仁義,為民造福,他便可輔之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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