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別裁》挾兵自重
南懷瑾講述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臧武仲是魯國的大夫，犯了罪自己逃出去。可是不肯放下權力，在防區上整兵振武，向魯君要求，封他的兒孫永遠作這個地方的首長。他用這個方法，取得這個位置。孔子說，他這樣做，表面上雖然說是提出退讓的要求，不說要挾，但是這不必騙人了，我是不相信的，他分明是用要挾取得富貴功名與政權。中國歷史的藩鎮禍國，都是同此一例的辦法。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由此而引出孔子對歷史的批評。自周朝王道式微以後，就是霸業的開始，「挾天子以令諸侯」，表面上雖然擁護中央，而中央政府的皇帝，還是聽他們的意見擺佈，這是春秋戰國時候的霸業。如果以中國歷史文化來分王道與霸業，則春秋戰國以後的漢、唐、宋、元、明、清在儒家思想的看法，並不能稱為王道，統統都是霸道。真正達到三代以上，以道德維繫的政治，那才是王道。以權術取得而講事功的則是霸道。所以在春秋戰國五霸的階段，仁義道德，也只是霸主的手段而已，變成口號了。
但在五霸中比較起來，也有好壞，所以孔子說晉文公譎而不正，他對晉文公的為人，不以為然。譎就是用詭道、手段。孔子為什麼說晉文公譎而不正？因為晉文公家庭遭遇變故，流亡在外十九年，他的高級部下，智囊團之一的舅父，斷定他一定能複國：「重耳（晉文公的名字）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備知之矣。」因為他吃盡流亡的痛苦，深深了解人心的險惡，所以便懂得如何運用權術。
齊桓公就不是這樣，孔子認為比較好，而齊桓公與晉文公兩個人的遭遇也大有不同。根據孔子這兩句話，研究歷史上帝王、領導人的心理，與少年時代的遭遇、環境的培養都大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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