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別裁》問舍求田
南懷瑾講述
下面大體講作人的道理：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遲有一次向孔子請教農業的技術問題，稻子要怎樣種得好。孔子說，那你不要問我，不如去問有種田經驗的老農。樊遲又問如何種菜種花。孔子說，這些事你問我，我不是不懂，但只懂一點，不如去問老經驗的種菜、種花的人。
樊遲退出去了以後，孔子就對學生們幽默的說，樊遲這個小子，竟來問我這些農業技術問題。其實，我只教你們作人做事的大原則，並沒有教種菜的技術。如果身居上位，作一個領導人，本身好禮、誠敬，下面就自然敬業樂群了。
這點我們應當要注意，在任何地方，領導人的意向，有一點偏向於某一方面，不久之後，整個風氣都會偏向某一方面。不但是壞的偏向會出毛病，好的偏向如果不善加引導，也會出問題。
所以道家、儒家都講無為而治，由此知道領導人的學養，是要很注意的。孔子現在是講好的偏向，他說上面的人處處好禮，講究文化思想，下面的人就誠敬嚴肅，成為風氣了；上面的人如處處愛人，犧牲自己，幫助別人，那麼下面的人心，受上面的影響，當然人人都服從你。尤其帶兵，所謂「先之，勞之」，在艱難困苦中，先替下面的人想辦法，只有一餐飯可吃，讓大家先吃，有剩的自己再吃，不然自己餓肚子。當然不能為了手段才如此做，要真誠的這樣做，那麼人民沒有不心悅誠服的。
「上好信」的信，不但指有信用，講了的話兌現，還包括了信人、信己，要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那麼下面對你沒有不付出真感情的。人能做到這一點，人心歸向，賢才畢集，百姓感戴，攜家帶眷，前來依附，還怕沒有人來替你種田嗎？
但話說回來，後世儒家的知識分子，因此都不肯自力謀生，只想作領導人——作官的毒素也種因於這種思想流弊了。實因誤解孔子的教學生主旨所致。
因此，下面便說到從政與個人修養：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孔子說，學識的修養基本，要先讀詩。並不是要政治家成為一個詩人，因為春秋戰國以上的文化思想，直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時代的《詩經》，可以說是包括了一切知識的通才之學，所謂蟲魚鳥獸的名稱，以及人情風土的知識，由詩的內涵中都可以了解。培養一個政治人才，必須先使他有充分學識，成為通才，樣樣都會。在古代知識範圍，比現在簡單。讀詩讀得好，學識淵博，不一定做事做得好。所以讀詩以後，要授之以政，給予經驗了。
如果所學與行政配合不起來，不能得心應手，不能通情達理，那就要外放出去，使於四方，各處去多經驗、多歷練。這就和後來司馬遷「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道理一樣，經驗不夠，就使於四方，到處去增加人生的經歷，然後再回來考察他，如果處理事情還是不能專精、深入，那麼再培養、訓練也沒有用。
這種人才，只能成為書呆子，從唐代以後，多半是打入翰林院。明清兩代，進士出身進翰林院的很多，進了翰林院，就是進入研究院去研究研究，有很高的名望，很高的待遇，可是難得外放作官。
在過去有許多人一輩子都待在翰林院裡，如果經翰林院出身，而能再從事地方行政的，我們從清朝兩百多年的史實來看，多半成為雙料大員，縱不能成為國家了不起的能臣，至少也不太錯。看看清朝翰林院的制度，是非常妙的，僅僅書讀得好的人，就只好翰他一筆在此林中了。所以孔子說，書讀好了的人，從政經驗不夠，就派他到外面多經歷人情世故。回來還不能深入，就不是從政的大才，書讀得再多也沒有用。由此可見人的才具與學識，不一定能夠完全配合得起來。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孔子講到為政的道理，始終認為個人的修養非常重要，任何一種制度，到底還是人為的。領導人本身端正。（正字包括的意義很多，思想的純正，行為的中正等。）就是一個良好政治的開端，用不著嚴厲的法令，社會風氣自然會隨著轉化而歸於端正。如果本身不正，僅以下達命令來要求別人，結果是沒有用的。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這是孔子對當時歷史文化的一個批判。他生長在魯國，也繼承了魯國的文化，魯國文化要保存周朝文化和周公流風遺政的精神。後來孔子多半在衛國，在衛國住得比較久。由衛國回來以後，才正式從事著作，刪詩書，定禮樂。他認為衛國的文化、政治，基本上還是不錯的，還能始終保存著周代封建當初的「兄弟之邦」的精神。孔子這句話是感嘆，也是讚美。總之，言下之意，頗多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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