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別裁》問舍求田

南懷瑾講述

 

下面大體講作人的道理: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遲有一次向孔子請教農業的技術問題,稻子要怎樣種得好。孔子說,那你不要問我,不如去問有種田經驗的老農。樊遲又問如何種菜種花。孔子說,這些事你問我,我不是不懂,但只懂一點,不如去問老經驗的種菜、種花的人。

樊遲退出去了以後,孔子就對學生們幽默的說,樊遲這個小子,竟來問我這些農業技術問題。其實,我只教你們作人做事的大原則,並沒有教種菜的技術。如果身居上位,作一個領導人,本身好禮、誠敬,下面就自然敬業樂群了。

這點我們應當要注意,在任何地方,領導人的意向,有一點偏向於某一方面,不久之後,整個風氣都會偏向某一方面。不但是壞的偏向會出毛病,好的偏向如果不善加引導,也會出問題。

所以道家、儒家都講無為而治,由此知道領導人的學養,是要很注意的。孔子現在是講好的偏向,他說上面的人處處好禮,講究文化思想,下面的人就誠敬嚴肅,成為風氣了;上面的人如處處愛人,犧牲自己,幫助別人,那麼下面的人心,受上面的影響,當然人人都服從你。尤其帶兵,所謂「先之,勞之」,在艱難困苦中,先替下面的人想辦法,只有一餐飯可吃,讓大家先吃,有剩的自己再吃,不然自己餓肚子。當然不能為了手段才如此做,要真誠的這樣做,那麼人民沒有不心悅誠服的。

「上好信」的信,不但指有信用,講了的話兌現,還包括了信人、信己,要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那麼下面對你沒有不付出真感情的。人能做到這一點,人心歸向,賢才畢集,百姓感戴,攜家帶眷,前來依附,還怕沒有人來替你種田嗎?

但話說回來,後世儒家的知識分子,因此都不肯自力謀生,只想作領導人——作官的毒素也種因於這種思想流弊了。實因誤解孔子的教學生主旨所致。

因此,下面便說到從政與個人修養: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孔子說,學識的修養基本,要先讀詩。並不是要政治家成為一個詩人,因為春秋戰國以上的文化思想,直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時代的《詩經》,可以說是包括了一切知識的通才之學,所謂蟲魚鳥獸的名稱,以及人情風土的知識,由詩的內涵中都可以了解。培養一個政治人才,必須先使他有充分學識,成為通才,樣樣都會。在古代知識範圍,比現在簡單。讀詩讀得好,學識淵博,不一定做事做得好。所以讀詩以後,要授之以政,給予經驗了。

如果所學與行政配合不起來,不能得心應手,不能通情達理,那就要外放出去,使於四方,各處去多經驗、多歷練。這就和後來司馬遷「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道理一樣,經驗不夠,就使於四方,到處去增加人生的經歷,然後再回來考察他,如果處理事情還是不能專精、深入,那麼再培養、訓練也沒有用。

這種人才,只能成為書呆子,從唐代以後,多半是打入翰林院。明清兩代,進士出身進翰林院的很多,進了翰林院,就是進入研究院去研究研究,有很高的名望,很高的待遇,可是難得外放作官。

在過去有許多人一輩子都待在翰林院裡,如果經翰林院出身,而能再從事地方行政的,我們從清朝兩百多年的史實來看,多半成為雙料大員,縱不能成為國家了不起的能臣,至少也不太錯。看看清朝翰林院的制度,是非常妙的,僅僅書讀得好的人,就只好翰他一筆在此林中了。所以孔子說,書讀好了的人,從政經驗不夠,就派他到外面多經歷人情世故。回來還不能深入,就不是從政的大才,書讀得再多也沒有用。由此可見人的才具與學識,不一定能夠完全配合得起來。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孔子講到為政的道理,始終認為個人的修養非常重要,任何一種制度,到底還是人為的。領導人本身端正。(正字包括的意義很多,思想的純正,行為的中正等。)就是一個良好政治的開端,用不著嚴厲的法令,社會風氣自然會隨著轉化而歸於端正。如果本身不正,僅以下達命令來要求別人,結果是沒有用的。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這是孔子對當時歷史文化的一個批判。他生長在魯國,也繼承了魯國的文化,魯國文化要保存周朝文化和周公流風遺政的精神。後來孔子多半在衛國,在衛國住得比較久。由衛國回來以後,才正式從事著作,刪詩書,定禮樂。他認為衛國的文化、政治,基本上還是不錯的,還能始終保存著周代封建當初的「兄弟之邦」的精神。孔子這句話是感嘆,也是讚美。總之,言下之意,頗多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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