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別裁》挾兵自重
南懷瑾講述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臧武仲是魯國的大夫,犯了罪自己逃出去。可是不肯放下權力,在防區上整兵振武,向魯君要求,封他的兒孫永遠作這個地方的首長。他用這個方法,取得這個位置。孔子說,他這樣做,表面上雖然說是提出退讓的要求,不說要挾,但是這不必騙人了,我是不相信的,他分明是用要挾取得富貴功名與政權。中國歷史的藩鎮禍國,都是同此一例的辦法。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由此而引出孔子對歷史的批評。自周朝王道式微以後,就是霸業的開始,「挾天子以令諸侯」,表面上雖然擁護中央,而中央政府的皇帝,還是聽他們的意見擺佈,這是春秋戰國時候的霸業。如果以中國歷史文化來分王道與霸業,則春秋戰國以後的漢、唐、宋、元、明、清在儒家思想的看法,並不能稱為王道,統統都是霸道。真正達到三代以上,以道德維繫的政治,那才是王道。以權術取得而講事功的則是霸道。所以在春秋戰國五霸的階段,仁義道德,也只是霸主的手段而已,變成口號了。
但在五霸中比較起來,也有好壞,所以孔子說晉文公譎而不正,他對晉文公的為人,不以為然。譎就是用詭道、手段。孔子為什麼說晉文公譎而不正?因為晉文公家庭遭遇變故,流亡在外十九年,他的高級部下,智囊團之一的舅父,斷定他一定能複國:「重耳(晉文公的名字)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備知之矣。」因為他吃盡流亡的痛苦,深深了解人心的險惡,所以便懂得如何運用權術。
齊桓公就不是這樣,孔子認為比較好,而齊桓公與晉文公兩個人的遭遇也大有不同。根據孔子這兩句話,研究歷史上帝王、領導人的心理,與少年時代的遭遇、環境的培養都大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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