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人生的至高真理，禍福無不自己求
發布：清心
說到這裡，孟子又舉出《詩經·大雅·文王》裡說的，“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這是千古流傳、符合天命的真理名言。這兩句話，只有八個字，但這是中國文化本有的精神，包括宗教、哲學以及人生生命價值的因果觀，同時更是破除千古迷信的宿命論的重點。上古的文字非常簡單，但內容非常深奧;如果是現在，這八個字可以寫一篇博士論文了。
什麼叫“永言”?永久千古不能變動的名言，萬古長新，永恆的。“永言配命”，配合一般人對命運宿命的觀點。一般人認為有一個不可知的力量做主，如上帝、佛、菩薩、閻王等，以為命運由鬼神做主。上古文化，老祖宗告訴我們是“無主宰、非自然”的唯心所造。
因此要想真正改變自己的命運，不是靠他力，不是靠上帝、佛、菩薩，是靠自己“自求多福”，這是破除一切迷信的真言。人，只要努力，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獲。你感覺這個社會對你不適合，哪個朋友與你處不好，都是自己的原因。所以先反求諸己，反省自己，不要怨社會、怨朋友，要嚴格檢討自己，找出原因，這就是“自求多福”。如果自己不先反省，而先怨社會、怨朋友，又有什麼用?反而會“自求其禍”了。
孟子又引證《書經》上《商書·太甲篇》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如台風、地震、水災、旱災、火災等，這些天然的災害，有時還可以逃得過;但是自已造的孽，如放、僻、邪、侈這些罪過，如影隨形，逃不掉的。“不可活”的“活”，《書經》作“逭”(huàn)字，就是自造孽所得的禍害，想逃也逃不掉了。所以《詩經》、《書經》所記載的這些話，就是“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的意思。
上面所討論的兩節，在中國文化中都是人生哲學、政治哲學的大經大法，以現代名詞而言，是至高的真理。我們做人、齊家、處世，對這些原則都要特別注意。像前面說的，既怕潮濕又偏偏要住在低窪地帶，為什麼不搬?自己不求轉變，安於習慣，誰也幫不了忙。好像佛學所說的一樣，明明知道眾生皆是佛，我是眾生，當然我也可以成佛。但是，我何以不能成佛呢?因為不能自己轉變，所以別人也轉不了你。
須知古今中外任何政治理想的終極目的，都是要使社會安定，人民豐衣足食，進而求得富強康樂，達到國強民富，然後而至於天下太平，這是不易的定則。至於任何政治主張、政體制度，都是因時因地的救時方劑，都是為達到政治理想的最高公德的方法，但也是隨歷史社會的演變而變更，這些還是次要的事。
反之，即如孟子在前面《梁惠王》章中對鄒穆公所說的，“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再加上諸侯相互侵略，連年戰伐，天下大亂，便是民不聊生的景象了。
其實，全部人類社會的歷史，都在這兩種大情況之下互相消長，反之復之，永遠是如此矛盾發展的。
而馬克思本身是一個備受艱難困苦的窮書生，處在當時西方歐洲式資本主義的社會，感覺貧富懸殊的痛苦，便產生了他的《資本論》的經濟分配思想，認為去掉了資本家的暴富，便可以得到社會的安定。我以為他的見解只見一面的光景，不能反觀另一面的情況。同時他更沒有想到，今日會有勞資合作制度與社會福利思想的發展，這種合作與福利，將來也許會發展得更完備，更美好。但是“法久弊生”，用得太過了，也會出大問題。這是未來不可預料但也是當然的事。
那麼，問題又來了，人類社會的不平、不得安定的原因，物質和經濟的問題還是次要，主要的，還是唯心所致，是心理和欲望難以平、難以安的關系。這個問題，正是社會心理學，也可以說是純粹哲學上的一個大問題。現在說來，一般人不大容易了解和接受，我只是特別提醒大家注意，預先對未來時代作個研究而已。現代人的學術思想很有趣，拼命研究《紅樓夢》這部小說，幾十年前，所謂紅學是很流行、很時髦的學問，甚至連毛澤東也是其中的一個。
殊不知，《紅樓夢》中描寫的情況，是清朝乾(隆)嘉(慶)時代社會初得安定的反映而已。因為社會安定，家室富有，尤其在帝制時代的王孫公子、太太小姐們，一天到晚吃飽了飯閒得沒有事干，不想些特別花樣來混日子，就會覺得人生閒得活不下去了。所以清朝中葉的名詞人項蓮生便說：“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這種心境，是確有其事的，絕對不是我們“生於憂患，死於憂患”的二十世紀中國人所能了解的。不過，現在這個矛盾的社會，很多有福氣的太太先生閒得無事可做，不得不用打打麻將、跳跳舞、聽聽歌來排遣日子，這也就是“般樂怠敖”的道理。
所以說，古今中外的人文文化、歷史哲學的問題重心，主要關鍵還是心的問題，並非是物質的問題。“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所以無論個人與社會，有《紅樓夢》大觀園的繁華時代，如果不知檢點，便有紅樓夢醒時淒涼的後果。這是歷史法則，歷史的因果定律，必須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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