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第112講 作官莫作怪
南懷瑾講述
例如春秋戰國的取士以治民，士大夫一入仕途，在理論上，固然仍須力求善政以利民，但在事實上，卻只是鞏固自己的權勢，當然離開民瘼愈遠。漢代注重地方治平，重視二千石的郡守——太守，但是他距離下層民眾還是很遠。唐代重刺史——即等於漢代重視二千石郡守的遺風，然而在盛唐以後的刺史，大多數是分發考取功名的進士們來擔當其任，因此難免有「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的氣概，而於基層民間的疾苦，也就愈來愈遠了。於是，外面則藩鎮（軍閥）專權，目無中央；內廷則宦官操政，女禍把持，天下事就不問可知了。
順便提到一首明人的打油詩，夾點笑話給大家輕鬆輕鬆。這首詩是描敘一個人一生的轉變情況，現在如用來比方過去歷史上官與民之間隔，卻也很有趣。它的前面兩句，便是剛才提到的「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可以作為舊時代達官而兼名士的寫照；接著是「而今事事都更改，柴米油鹽醬醋茶」。後面兩句可作為一般社會民生基層情景的描述，或者是退職後清苦生活的寫照。這不是很幽默嗎？
明清兩代，承元朝的政治體制演變，自中央級的朝廷以下，形成三級政治，即所謂省、府（州或道）、縣治。雖然注重親民之官的縣官大老爺，但是那些多半是從進士、舉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自然十之七八，都是讀書做八股文的書生。所以地方政治，全靠幕僚的師爺——刑名與錢穀兩個得力助手的機要秘書。因此有人說，清代的政治，是為紹興師爺所把持的天下。上自內閣中書衙門，下至府縣，的確也是如此。至於真正的民間疾苦，所謂下情而能上達，幾乎比登天還難了。
我們只是粗枝大葉地把歷史上這些事實作個瞭解，那麼，便可知道過去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皇帝的中央政府——朝廷，是高高在上，懸空獨立的。各級的官吏，在理論上，應該是溝通上下，為民辦事。而事實上，一旦身為地方官，「天高皇帝遠，猴子稱霸王」，任所欲為的事實也太多了。
我們試想，以此圖功，何事能辦？以此謀國，焉得不亡！然而，我們的民族性，素來以仁義為懷，老百姓始終順天之則，非常良善，只要你能使他們做到如孟子所說的「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也就安居樂業，日子雖然苦一點，還是不埋怨的。除非是你使他們真的受不了，真的走投無路了，否則你作你的皇帝，當你的官，與他毫不相干。這便是中國歷史上政治哲學的重點之一。
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的官吏和老百姓的關係一直是如此，在鄒穆公問孟子的時候更是如此。那麼，他問孟子這個問題時，甚至內心氣憤得想殺些人來發洩一下，鎮壓一下，這豈非超越於政治原則之外，無乃太過乎！
現在是民主時代，也是注重基層政治工作的時代。為民服務的基層工作，實在是一件神聖偉大的使命，很不簡單，最上層到中樞各部院政令的推行，一節一節的統統匯集到了基層。其間事務的繁忙，頭緒的蕪雜，並不亞於上層執政者天天開會，隨時開會的痛苦。而最難辦的，往往是各部門的政令，缺乏橫的整體的協調，致使政令達到基層時，有許多矛盾牴觸之處，無法執行，只好一擱拉倒。還有許多政令，可以用在甲地，卻不適用於乙地，更不合於丙地的事實，但是也例行公文，訓令照辦不誤。實在難以作到，也只有一擱了事。
還有最重要的，什麼高官厚祿，實至名歸，風光熱鬧的事，都集中在上層朝市。基層工作者，必須具備有願入地獄的菩薩心腸，和成功不必在我的聖賢懷抱。照這樣情況，我也常常想，假如叫我到窮鄉僻壤，長期擔任一個國民小學教員，是不是真能心甘情願的盡心盡力去做得好？我對自己的答案是：恐怕未必。己所不欲，何望於人。推己及人，如何可以要求他人呢？
總之，所得的結論便是，從古至今，基層的工作，能於的不肯幹，肯幹的不能幹。因此，真正參與工作的，就是一批不是不能幹，就是不肯幹的人。往往為政府幫倒忙，作了喪失民心的工作，你看怎麼辦？至於說貪污不貪污，那還是另一附帶的問題，不必去討論。
有時朋友們與我談到的美國的社會政治，基層工作者是如何如何的好，因此才有的今天的成就。我說，不錯。美國還年輕，歷史還淺，所以歷史文化的包袱也輕。甚至還沒有揹上歷史文化的包袱。我倒祝福他們永遠如此年輕，不要揹上歷史文化的包袱才好。一旦老大，歷史文化包袱的根基愈深，要想有所改革當然愈難，那就得慢慢地潛移默化，不可能再像現在這樣立竿見影了。
至於經過民選，來自民間的現代官員，他們的功過、是非與善惡，且等歷史作定評吧！不過，千萬要記住，歷史是公平的天秤，也真有明鏡高懸，可以照見善惡而使原形畢露的作用，大須留心從事，多讀民族文化的寶典，培養仁心仁術，以立己立人。
記得明人馮夢龍就有段論調怪誕的小品，寫得很好，特別抄錄一節，給自認為民主時代民意代表的青年朋友做一個借鏡。
昔富平孫冢宰在位日，請進士謁選，齊往受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也。
豈但作官，作人也是一樣。民主時代的民選，更須切莫作怪。我們看了這一段似幽默，其實嚴肅的小品文，再回轉來看孟子答鄒穆公的問題，便可以說，只恐穆公守土有責的有司們，早已經國太作怪而失去民心。因此孟子的結論一句話：「君無尤焉」，又怎能責怪下民呢！
除此以外，在鄒穆公的觀念中，認為他守土有責的重臣們既能盡忠，為什麼更下層的幹部們，就不能為他們盡節？這個道理，在理論上講，說來話更長了。總之，要瞭解中國文化的重心，無論是儒家或諸子百家的學術修養，都是作人和做事合而為一的。仔細體認歷史，便可知道有些人的一生，事業功名是成就了。但不能說他作人也成功了。有的人，一生作人成功，但並無事業功名上的成就。如果兼而有之，應該是不聖亦賢了。
例如明代的名臣張江陵——居正，是萬曆當時的權臣名相，可算是一個大政治家，但因個性急躁，修養不足，所謂「操切為政」，往往便不能優容氣節之士。好多理學名儒，因為意見不合而被壓制不伸。但在張江陵當政的時期，的確做到了兵強國富，其功實有不可掩蓋者。可是當他身死以後，結果弄得抄家破產，大兒子被逼上吊，老太太也被逼得流離失所。固然是明代朱氏王朝的作風，慣於苛待功臣，大有失德之處。但張江陵的做事成功而作人失敗，實在也不免有話分兩截的必要。當時有人經過張江陵的住宅，看到荒草叢生，一片淒涼的景色，和當年的煊赫對照，便大生感慨。就拿筆提詩在張宅的破壁上說：「恩怨盡時歸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這兩句詩，和張江陵的生平，正好用來作為鄒穆公問孟子這個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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