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第112講 作官莫作怪

南懷瑾講述

 

例如春秋戰國的取士以治民,士大夫一入仕途,在理論上,固然仍須力求善政以利民,但在事實上,卻只是鞏固自己的權勢,當然離開民瘼愈遠。漢代注重地方治平,重視二千石的郡守——太守,但是他距離下層民眾還是很遠。唐代重刺史——即等於漢代重視二千石郡守的遺風,然而在盛唐以後的刺史,大多數是分發考取功名的進士們來擔當其任,因此難免有「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的氣概,而於基層民間的疾苦,也就愈來愈遠了。於是,外面則藩鎮(軍閥)專權,目無中央;內廷則宦官操政,女禍把持,天下事就不問可知了。

順便提到一首明人的打油詩,夾點笑話給大家輕鬆輕鬆。這首詩是描敘一個人一生的轉變情況,現在如用來比方過去歷史上官與民之間隔,卻也很有趣。它的前面兩句,便是剛才提到的「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可以作為舊時代達官而兼名士的寫照;接著是「而今事事都更改,柴米油鹽醬醋茶」。後面兩句可作為一般社會民生基層情景的描述,或者是退職後清苦生活的寫照。這不是很幽默嗎?

明清兩代,承元朝的政治體制演變,自中央級的朝廷以下,形成三級政治,即所謂省、府(州或道)、縣治。雖然注重親民之官的縣官大老爺,但是那些多半是從進士、舉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自然十之七八,都是讀書做八股文的書生。所以地方政治,全靠幕僚的師爺——刑名與錢穀兩個得力助手的機要秘書。因此有人說,清代的政治,是為紹興師爺所把持的天下。上自內閣中書衙門,下至府縣,的確也是如此。至於真正的民間疾苦,所謂下情而能上達,幾乎比登天還難了。

我們只是粗枝大葉地把歷史上這些事實作個瞭解,那麼,便可知道過去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皇帝的中央政府——朝廷,是高高在上,懸空獨立的。各級的官吏,在理論上,應該是溝通上下,為民辦事。而事實上,一旦身為地方官,「天高皇帝遠,猴子稱霸王」,任所欲為的事實也太多了。

我們試想,以此圖功,何事能辦?以此謀國,焉得不亡!然而,我們的民族性,素來以仁義為懷,老百姓始終順天之則,非常良善,只要你能使他們做到如孟子所說的「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也就安居樂業,日子雖然苦一點,還是不埋怨的。除非是你使他們真的受不了,真的走投無路了,否則你作你的皇帝,當你的官,與他毫不相干。這便是中國歷史上政治哲學的重點之一。

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的官吏和老百姓的關係一直是如此,在鄒穆公問孟子的時候更是如此。那麼,他問孟子這個問題時,甚至內心氣憤得想殺些人來發洩一下,鎮壓一下,這豈非超越於政治原則之外,無乃太過乎!

現在是民主時代,也是注重基層政治工作的時代。為民服務的基層工作,實在是一件神聖偉大的使命,很不簡單,最上層到中樞各部院政令的推行,一節一節的統統匯集到了基層。其間事務的繁忙,頭緒的蕪雜,並不亞於上層執政者天天開會,隨時開會的痛苦。而最難辦的,往往是各部門的政令,缺乏橫的整體的協調,致使政令達到基層時,有許多矛盾牴觸之處,無法執行,只好一擱拉倒。還有許多政令,可以用在甲地,卻不適用於乙地,更不合於丙地的事實,但是也例行公文,訓令照辦不誤。實在難以作到,也只有一擱了事。

還有最重要的,什麼高官厚祿,實至名歸,風光熱鬧的事,都集中在上層朝市。基層工作者,必須具備有願入地獄的菩薩心腸,和成功不必在我的聖賢懷抱。照這樣情況,我也常常想,假如叫我到窮鄉僻壤,長期擔任一個國民小學教員,是不是真能心甘情願的盡心盡力去做得好?我對自己的答案是:恐怕未必。己所不欲,何望於人。推己及人,如何可以要求他人呢?

總之,所得的結論便是,從古至今,基層的工作,能於的不肯幹,肯幹的不能幹。因此,真正參與工作的,就是一批不是不能幹,就是不肯幹的人。往往為政府幫倒忙,作了喪失民心的工作,你看怎麼辦?至於說貪污不貪污,那還是另一附帶的問題,不必去討論。

有時朋友們與我談到的美國的社會政治,基層工作者是如何如何的好,因此才有的今天的成就。我說,不錯。美國還年輕,歷史還淺,所以歷史文化的包袱也輕。甚至還沒有揹上歷史文化的包袱。我倒祝福他們永遠如此年輕,不要揹上歷史文化的包袱才好。一旦老大,歷史文化包袱的根基愈深,要想有所改革當然愈難,那就得慢慢地潛移默化,不可能再像現在這樣立竿見影了。

至於經過民選,來自民間的現代官員,他們的功過、是非與善惡,且等歷史作定評吧!不過,千萬要記住,歷史是公平的天秤,也真有明鏡高懸,可以照見善惡而使原形畢露的作用,大須留心從事,多讀民族文化的寶典,培養仁心仁術,以立己立人。

記得明人馮夢龍就有段論調怪誕的小品,寫得很好,特別抄錄一節,給自認為民主時代民意代表的青年朋友做一個借鏡。

昔富平孫冢宰在位日,請進士謁選,齊往受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也。

豈但作官,作人也是一樣。民主時代的民選,更須切莫作怪。我們看了這一段似幽默,其實嚴肅的小品文,再回轉來看孟子答鄒穆公的問題,便可以說,只恐穆公守土有責的有司們,早已經國太作怪而失去民心。因此孟子的結論一句話:「君無尤焉」,又怎能責怪下民呢!

除此以外,在鄒穆公的觀念中,認為他守土有責的重臣們既能盡忠,為什麼更下層的幹部們,就不能為他們盡節?這個道理,在理論上講,說來話更長了。總之,要瞭解中國文化的重心,無論是儒家或諸子百家的學術修養,都是作人和做事合而為一的。仔細體認歷史,便可知道有些人的一生,事業功名是成就了。但不能說他作人也成功了。有的人,一生作人成功,但並無事業功名上的成就。如果兼而有之,應該是不聖亦賢了。

例如明代的名臣張江陵——居正,是萬曆當時的權臣名相,可算是一個大政治家,但因個性急躁,修養不足,所謂「操切為政」,往往便不能優容氣節之士。好多理學名儒,因為意見不合而被壓制不伸。但在張江陵當政的時期,的確做到了兵強國富,其功實有不可掩蓋者。可是當他身死以後,結果弄得抄家破產,大兒子被逼上吊,老太太也被逼得流離失所。固然是明代朱氏王朝的作風,慣於苛待功臣,大有失德之處。但張江陵的做事成功而作人失敗,實在也不免有話分兩截的必要。當時有人經過張江陵的住宅,看到荒草叢生,一片淒涼的景色,和當年的煊赫對照,便大生感慨。就拿筆提詩在張宅的破壁上說:「恩怨盡時歸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這兩句詩,和張江陵的生平,正好用來作為鄒穆公問孟子這個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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