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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旁通》第23講 何能不講利

南懷瑾講述

瞭解了孟子這句話的真正涵義所在，於是我們就可認識孟子，並不是那麼迂腐的了。他並沒有否定利的價值。他只是擴大了利的內涵，擴大了利的效用。如果孟子完全否定利的觀念的存在，那麼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試看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整個體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個文化體系，沒有不講利的。人類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乃至於人生的藝術、生活……等等，沒有一樣不求有利的。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學？

做學問也是為了求利，讀書認字，不外是為了獲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適意。即使出家學道，為了成仙成佛，也還是在求利。小孩學講話，以方便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也是一種求利。仁義也是利，道德也是利，這些是廣義的，長遠的利，是大利。不是狹義的金錢財富的利，也不只是權利的利。

再從我們中國文化中，大家公推為五經之首的《易經》中去看。《易經》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交辭，以及上下〈繫傳〉等，談「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處；而說「不利」的，則有二十八處。但不管利與不利，都不外以「利」為中心在討論。《易經》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利用安身」四個字。

所以《易經》也是講利，而且告訴我們趨吉避兇，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於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的道德因果律，也是告訴人們以積善的因，可以得到餘慶的果。相反地，積不善因，便得餘殃之果。所以，積善是「利用安身」最有利的行為。

如果探討孔孟思想的文化源頭，絕對離不開《易經》。所以說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利」的價值，那麼《易經》等等我國的所有傳統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由此，我們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對義利之辨的「利」字，具有正確的認識。

同時，我們還可以提出兩點來作反證：

第一，韓非子說：「輿人欲人富貴，棺人欲人死喪。人不貴則輿不用，人不死則棺不買。非有仁賊，利在其中。」他說，棺材店老闆希望別人死，並不是心壞，並不是不義；汽車廠老闆希望大家發財，也並不是心好，並不是好義。兩種不同的心理，都是為了自己的生意好，多賺些錢，都是生意人本分的想法。

韓非子的這段話，等於為「利」字下了一個這樣的定義：或者是人，或者是物，或者是事，當某一時間，某一空間中，能夠產生「利用安身」的功能效果，那麼它就具有「利用安身」的價值；也就是在當用、該用、要用、可用、適用、值得用的條件下，那麼對這人、或事、或物來說，就構成了價值；也就是對這人、或事、或物的利。

第二，《易經》中卜筮方面所顯示的，可歸納為「吉。兇、悔、吝」四種現象。實際上就只有吉兇兩端。吉是好的；兇是很壞；而悔為煩惱；吝是困難。簡單說，悔、吝也就是小兇。天下人、事、物，都不外吉與兇兩端。吉、兇怎麼來的？《易經·繫傳》上說：「吉兇悔吝，生乎動者也。」凡是一動，就會發生或吉、或兇、或悔、或吝的結果；不是吉就是兇，不是兇就是吉。有了這項理解，就知道利與不利之間的辨別，須要從動用之間而分。

由這裡引申出來，可知孟子對梁惠王說的仁義，就是大利。因為在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都在互相征伐的動亂之中。如果有一個國家，真的以仁義作為治國的最高原則，運用在內政外交上，那麼最後的勝利，就必定是屬於這個行仁由義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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