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別裁》禮樂衣冠
南懷瑾講述
首先，我們對本篇篇名作個簡單的解釋：八佾——「佾」與「儀」同音，如今在孔廟中拿羽毛，在祭孔典禮中所舞蹈的叫八佾之舞。用現代的名稱，可說它是「文化舞」，代表古代文化的一種舞蹈。當時中央政府是周天子，天子舉行國家大典，代表國家的精神，用作餘興的舞蹈，典禮開始的禮樂。八佾是八個人一排，共有八排；諸侯之邦，六人一排叫六佾。諸侯之下的大夫——大臣之家，用四人一排，共四排，叫四佾。這是固定的形式，周朝的禮樂、衣冠、文物等，都有周詳規定。
那麼，孔子為什麼在這一篇裡教起跳舞來了呢？不是的。這篇書的全部重心，以現代用語說，是代表了文化精神。他的內容講「禮」。禮的根本，也就是孔子一生做學問之所在。只是因為當時寫文章的習慣，而用了《八佾》這個名稱做篇名。
「禮」是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環，所以我們要了解中國文化，五經中《禮》這部書是不能不研究的，尤其因為它偏向於中國哲學思想的根本，同時包括形而上宗教哲學的問題。但本篇是以過去的觀念而言，當然，我們現在講的「文化」這個名詞，與過去的觀念不同。過去的觀念，文化偏重於人文——人倫的道理，即是倫理的道德，政治的倫理與社會的倫理。
現在「文化」這個名詞的含義，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教育、哲學、宗教等等歸納起來，成為文化的總體。因此，對於「文化」為一名詞，古今定義的不同，為了講書的方便，應該先有一個認識。我們說《八佾》這一篇全篇的精神在於文化，是切合古代所謂「文化」的定義而言的。第一篇《學而》，是個人求學的宗旨；第二篇《為政》，也就是為學的外用；第三篇是把個人的內聖為學，乃至於外用的為政，綜合起來的文化精神，放在《八佾》篇中，這是從一個故事開始的。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即季家，當孔子時代，魯國有三家權臣，即所謂權門，而且不是普通的權門，是可以動搖政權的權門。這三大家是孟孫、仲孫、季孫，國君都拿他們沒辦法，整個政權都操在他們手上，魯國當時的國君就那麼可憐。
季氏這位權臣，有一天高興起來，在家裡開家庭舞會，結果，玩出天子的味道來了。照規定他只能欣賞四人一排的舞蹈，他居然擺出八人一排的舞，完全天子的味道，要與中央抗衡，已經不把朝廷放在眼裡。
有人把這事告訴孔子，孔子就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照後世學者們的解釋，好像孔老夫子聽了這件事，大發脾氣，握著拳頭，敲響了桌子，厲聲斥責道：假如這件事我們都能忍耐下去，容許他去幹，那麼還有什麼事情不能容忍他季某去做呢？事實上，並不是後儒們所解釋的這樣，假如真是後儒所解釋的一樣，那麼《學而》篇當中：「溫、良、恭、儉、讓」形容孔子的五個字裡的「溫」字，要用紅筆打×了，孔子的修養就不行了。
很簡單，《為政》篇不是剛說過孔子能不能先知的問題嗎？其實孔子早已看出季氏的動向，所以有人告訴他季氏八佾舞於庭，在家裡擺天子的排場時，孔子就說，這要注意！季家的野心不小，像這樣的事情，季家都忍心做了，還有什麼事情他不忍心去做呢？叛變、造反，他都會幹的。孔子就以這件事斷定，季氏將來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所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說季氏竟然忍心做這些事。並不是孔子在那裡發脾氣罵人，這些很明顯的文字，不必要故意轉個彎來把它亂解釋。
不但如此，那時社會變亂得很厲害，正如現在所講的文化墮落。現在再看：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闢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哪三家呢？就是這季氏三家權臣，他們不但眼裡沒有頂頭上司的魯君，連中央的周天子，他們也不放在眼裡，結果不但在家裡開舞會，擺出八佾之舞，還在家裡宴客完了撤席時，奏起天子所用的國樂來。「徹」就是撤宴撤席，「雍」就是天子所用的國樂。他們三家權門，竟在家裡奏天子所用的音樂於宴席之中。
所以孔子引用古代的詩說：「相維闢公，天子穆穆。」他的意思是說，在中央政府天子奏「雍」這支國樂的時候，天子站在中央，闢公（即當時的諸侯）站在兩邊擁護著天子，然後天子從中間走過。因為天子本身代表國家的精神，所以態度也非常莊嚴，絕不會左右亂看。而現在這三家權臣，拿了中央天子用的這種莊嚴的國樂到家裡開舞會，真不知道他們用意何在？換句話說，一個時代的社會風氣開始變壞，是由有權勢的人所引導的。所以孔子非常感傷，接著感嘆起來。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是孔子學問的中心，下面第四篇就專講仁，這裡暫時不去討論他。上面幾句話的意思說，一個人沒有中心思想，「如禮何？」文化對他有什麼用？文化是靠每一個人自覺自發，自省自悟的；文化不是法律，不能由他人來管的。所以「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一個人如果自己不省悟，文化與藝術對他有什麼用呢？這是孔子的感嘆。
由於孔子對「禮」、「樂」的感嘆，再轉到：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甯戚。
林放這個人問孔子，禮的根本是什麼？這個問題太大了，我們講過的，中國文化這個「禮」字，如果談到根本，是哲學最高的問題，也是宗教哲學最高的問題。宇宙萬有怎樣來的？哪一天開始的？這個本體論，也就是禮的根本所在。所以林放問禮的根本是什麼，孔子說，他這個問題太大了。孔子不跟他談哲學，不談文化的精神，只答復他關於禮儀的問題。
孔子說禮儀的過分鋪張就不合理，寧可簡單隆重。辦喪事太輕率了也不好，寧可取悲戚的態度。拿我們現在的情形來看，假如孔子現在還活著，處在我們這個社會中，他不知要感慨到什麼程度。現在我們的禮恰恰與孔子講的相反，禮不從簡而從奢，越奢侈越有排場，喪事不從悲而從易，家人逝世了，送殯儀館，火葬過後三天，又在家開舞會孔子當時對文化衰敗非常感嘆，因此他的結論：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過去所謂夷狄，就是文化落後的邊疆地區，孔子的思想是以文化為中心，凡沒有文化的，稱為夷狄，因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這四種族在當時是沒有文化，非常野蠻。中國則稱中夏、中原，是有文化的。孔子說那些蠻族落後地區的人，也有頭子，有君主、酋長。但光有形態，沒有文化，有什麼用，不如夏朝、殷商，雖然國家亡了，但歷史上的精神，永垂萬古，因為它有文化。
所以我們知道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國家不怕亡國，亡了國還有辦法復國，如果文化亡了，則從此永不翻身。試看古今中外的歷史，文化亡了的民族而能翻身的，史無前例。所以對於文化重建的工作，我們這一代的責任太重大了，絕不能讓它在我們這一代的手中斷送掉。
這是很重要的，像孔子在這裡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夏朝雖然亡了，成了歷史的名詞，但夏朝的文化，一直流傳下來，現在我們也還接受。譬如過年，我們喜歡過陽曆年還是陰曆年呢？憑心而論，還是喜歡過農曆年。對陽曆年，那是不得不過的。陰曆年就是夏曆，是夏朝留下來的文化。很多很多我們現在的文化，還是夏朝的文化。所以孔子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有政權的存在而沒有文化的精神，那有什麼用呢？因此文化精神一定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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