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見大富權貴之家興衰史曾國藩外孫，詳解保富之道
核心提示：聶雲台，曾國藩之外孫，1880年10月出生於長沙，是創辦我國第一家紡織機械制造廠的先驅者。父親聶緝椝歷任上海道台、安徽巡撫、浙江巡撫，母親曾紀芬，曾國藩之女。1883年移居上海，1893年考取秀才，後赴美留學。1904年在上海組建復泰公司，後改名恆豐紡織新局，親任總經理。1920年當選上海總商會會長。1921年發起創辦中國鐵工廠，制造紡織機械。1922年發表《國是會議憲法草案》。1942年到1943年撰寫《保富法》，勸人散財布施，連載於上海《申報》。1953年病逝，年73歲。著有《勤儉救國說》的小冊子，翻譯有《無線電學》、《托爾斯泰傳》等書。1938-1948年間出版醫學六稿，完成《傷寒解毒治法》及《結核症輔生療法》書稿。為家庭教育而創辦《聶氏家言旬刊》等。
發財不難，保財最難
俗話說：發財不難，保財最難。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見發財的人很多。發財以後，有不到五年、十年就敗的，有二、三十年即敗的，有四、五十年敗完的。我記得與先父往來的多數有錢人，有的作官，有的從商，都是炫赫一時的，現在已經多數凋零，家事沒落了。有的是因為子孫嫖賭不務正業，而揮霍一空。有的是連子孫都無影無蹤了。大約算來，四、五十年前的有錢人，現在家務沒有全敗的，子孫能讀書、務正業、上進的，百家之中，實在是難得一、兩家了。
不單是上海這樣，在我湖南的家鄉，也是一樣。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中興時代的富貴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總督巡撫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鎮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現在也已經多數蕭條了。其中文官多人，財產比較不多的，後人較好。就我所熟悉的來說，像曾、左、彭、李這幾家，錢最少的，後人比較多能讀書，以學術服務社會：曾文正公的曾孫輩，在國內外大學畢業的有六、七位，擔任大學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幾位曾孫，也以科學專門而聞名。李勇毅公的孫子輩，有擔任大學教授的，曾孫也多是大學畢業。
彭剛直公的後人，十年前，有在上海作官的。大概當時的錢，來得正路，沒有積蓄留錢給子孫的心，子孫就比較賢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較錢多的十來家，現在的後人多數都是蕭條了。武官數十家，當時都比文官富有，有十萬、廿萬銀兩的。(多數是戰事平定以後，繼續統兵，可以缺額，才能發財。至於擁有五、六十萬到百萬銀兩財產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楊家等，都是後來從陝西、甘肅、雲南、貴州統領軍務歸來的人。金陵克復的時候，曾國藩因為湘軍士氣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時候，改用淮軍，所以湘軍的老將，富有的非常少。)各家的後人，也是多數衰落了，能讀書上進的，就很少聽見了。
我家與中興時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數都是世代相交的關系，所以各家的興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於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豐厚的，遠遠勝過了湘軍諸人，但是今日都已經調零，不堪回首了。前後不過幾十年，傳下來才到了第三代，已經都如浮雲散盡了。然而當時不肯發財，不為子孫積錢的幾家，他們的子孫反而卻多優秀。最顯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權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時候只有兩萬兩銀子。除鄉間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個房子，也未曾買過田地一畝。他親手創立的兩淮鹽票，定價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張鹽票的票價二百兩，後來賣到二萬兩，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家裡只要有一張鹽票，就稱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別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領。文正公多年，後人也沒有一張鹽票。
若是當時化些字型大小、花名，領一、兩百張鹽票，是極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領票，表面上並不違法。然而借著政權、地位，取巧營私，小人認為是無礙，而君子卻是不為啊!這件事，當時家母知道的很詳細，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說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這叫作表裡如一，即是誠意、毋自欺，這是中國政治學的根本。如果無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經對僚屬宣誓：“不取軍中的一錢，寄回家裡。”而且是數十年如一日，與三國時代的諸葛公是同一風格。因此，當時的將領僚屬，多數都很廉潔，而民間在無形當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潔，就是暗中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錢，那麼將領官吏，人人都想發財，人民就會受害不小了。
請看一看近數十年來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為人長官的廉潔與不廉潔，真是影響非常大啊!所以，《大學》上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孟子》說：“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因為貪財與不貪財，關系著別人的利益、幸福很大。所以發財便能造罪，不貪財方能造福。世人都以為積錢多買些田地房產，便能夠使子孫有飯吃，所以拼命想發財。今天看看上述幾十家的事實，積錢多的，反而使得子孫沒飯吃，甚至連子孫都滅絕了。不肯取巧發財的，子孫反而能夠有飯吃，而且有興旺的氣象。平常人又以為如果不積些錢，恐怕子孫會立刻窮困。但是從歷史的事實、社會的經驗看來，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顧己，不留一錢的人，子孫一定會發達。現在我再舉幾個例子來說：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作窮秀才的時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濟眾人。後來作了宰相，便把俸祿全部拿出來購置義田，贍養一族的貧寒。先買了蘇州的南園作為自己的住宅。後來聽見風水家說：“此屋風水極好，後代會出公卿。”他想，這屋子既然會興發顯貴，不如當作學堂，使蘇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麼多數人都興發顯貴，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將房子捐出來，作為學宮。他念念在利益群眾，不願自己一家獨得好處。結果，自己的四個兒子，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個個都是道德崇高。他的兒子們曾經請他在京裡購買花園宅第一所，以便退休養老時娛樂，他卻說：“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園林甚多，而園主人自己又不能時常的游園，那麼誰還會不准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園，才能享樂呢?”范先生的幾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著布素衣服。
范公出將入相幾十年，所得的俸錢，也都作了布施救濟之用。所以家用極為節儉，死的時候，連喪葬費都不夠。照普通人的心理，以為這樣，太不替子孫打算了，誰知道這才是替子孫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單是四個兒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繼承他父親的意思，捨財救濟眾人。所以，范家的曾孫輩也極為發達，傳到了數十代的子孫，直到現在，已經是八百年了，蘇州的范墳一帶，仍然有多數范氏的後人，並且還時常出優秀的分子。世人若是想替子孫打算，想留飯給子孫吃，就請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說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軍師，軍事多數是由他來決策，他卻是借此而救全了無數的人民。因為元太祖好殺，他善於說話，能夠勸谏太祖不要屠殺。他身為宰相，卻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他是個大佛學家，利欲心極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時候，諸位將領都到府庫裡收取財寶，而他卻只吩咐將庫存的大黃數十擔，送到他的營中。不久，就發生了瘟疫，他用大黃治療疫病，獲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作宰相的，卻有十三人之多。這也是一個不肯積錢，而子孫反而大發達的證據。
再說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則徐)，他是反對英國，以致於引起了鴉片戰爭的偉人。他如果要發財，當時發個幾百萬，是很容易的。他認為鴉片贻害人民，非常的嚴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燒毀了鴉片兩萬箱。後來，英國人攻廣東，一年攻不進，以後攻陷了寧波、鎮江。清朝不得已，就將林文忠公革職充軍，向英國人謝罪談和。林公死了以後，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都是書香不斷，孫曾輩中尚有進士、舉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數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長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這又是一個不肯發財，而子孫反而大發達的證據。
再看林公同一個時候發大財的人，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就是廣東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鴉片裡發大財至數百千萬銀兩的。書畫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內有名的古字畫碑帖，多數都蓋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圖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經在三家收藏過，可見得他們的豪富。但是幾十年後，這些珍貴的物品，又已經流到別家了。他們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別家作妝飾、木器了。他們的後人，一個聞達的也沒有。這三家的主人，總算是精明能干，會發這樣的大財。當時的林文忠公，有財卻不肯發，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職辦罪，總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數十年以後，看看他們的子孫，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間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卻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闊佬很多，我所認識的，也可以舉幾個例子：一個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揚州鄙岳蕭家，就認識這位大富翁。(當時的這兩家同是鹽商領袖。)有一天，周翁到蕭家，怒氣勃勃的，原來是因為接到湘潭分號經理的來信，說是湖南發生了災荒，官府向他們勸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認捐了銀子五百兩，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張，捐得太多，所以才發怒。那時他已有數百萬銀兩的財富，出個五百兩救濟，還不捨得。後來住在上海，有一天，譚組安先生與他同席，問他，如何發到如此的大富?他說，沒有別的法子，只是積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歲才死，遺產有三千萬元，子孫十房分了家，不過十幾年，就已經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孫，略能作些好事，這一房就比較好，但也是遭遇種種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錢也不多了。
若是以常理來說，無論如何，每房子孫都有三百萬，不會一齊敗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實上，卻是如此。若是問他如何敗法?讀者可嘗試著閉目一想，上海闊少爺用錢的道路，便能夠明白，不用多說了。這位老翁，也是正當營業，並未取非分之財。不過心裡悭貪，眼見饑荒，而不肯出錢救濟，以為積錢不用，是聰明。卻不知道此種心念完全與仁慈平等的善法相違反，我若是存了一家獨富之心，而不顧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極處。除了本人自己受到業報外，還要受到余報的支配，也就是《易經》所謂的余慶、余殃的支配，使獨富的家敗得格外的快，使大眾親眼見到果報的昭彰，能夠醒悟。(而本人所受的果報，若不是現世報，則旁人是不能見到的。)
再說一家，是上海十幾年前的地皮大王陳某，家中的財產有四千萬銀元，兄弟兩房，各分兩千萬。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飯過一次，他住的房屋十分的華貴，門前有一對石獅子，是上海所少見的。他的客房，四面的牆壁全部都裝了玻璃架，陳列的銅鼎，都是三千年的古物。有一位客人，指著告訴我說：“這一間房子裡的銅器，要值銀元一百五十萬，中國的有名古銅器，有一半在此。”這幾句話，正是主人最高興聽的。原來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誇耀，我有的東西，都勝過一切的人。而惟有道德名譽是錢辦不到的，這些富人無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寶、房屋、器具上，爭豪斗勝，博得一般希望得到好處的客人，來恭惟奉承。(驕奢兩字是相連的，驕就是擺架子，奢就是鬧闊。上海常看見的是大出喪，一日之間，花費一、二十萬的銀元，以為是榮耀，但是若要請他們出幾千元幫助赈災，就不大容易了。這是普通人多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並非是單說某一家。這一位主人，當然也未能免俗。)在我看見他之後，不過才七年的時間，上海地價忽然慘落，加以投機的損失，以致於破產。陳家的古銅珍寶，房屋地產，一切的一切，都被銀行沒收變賣，主人也搬到內地家鄉去了。
再說一個實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園的主人，近日報紙上常有譏諷的評論：說他們生平，對於慈善事業，不肯多多幫助，並說他有遺產八萬萬銀元。試一設想，財產八萬萬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來計算，每年也應該有一千六百萬，如果他們肯將這尾數的六百萬元，用作救濟貧民之用，那麼全上海的難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難民所中，有十萬人，每人的糧食，以每個月兩元計算，全年不過才兩百余萬元。到去年米貴的時候，難民所中的難民才不過一萬幾千人，每人的月費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萬元，也還不過是他們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罷了。
再說上海死在馬路上的窮人，去年將近有兩萬多人，前年不過一萬多人，再前年不過是幾千人，就單說去年米貴，死人最多的時候，如果辦幾個庇寒所和施粥廠，養活這兩、三萬人，也不過一年花個五、六百萬元就夠了。這在他們來說，不過是九牛的一毛，然而這一毛，卻是捨不得拔。如果能化幾百萬元，救幾萬個窮民。他自己家用，若是沒有特別的揮霍，就是無論如何的闊綽，還是可以將一年所余的利息若干萬來用作儲蓄的。這樣一來，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譽，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萬的積蓄。這樣的算盤，實在是通極了。然而他們卻沒有這樣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這一千六百萬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銀行帳上，歸為己有，任意的揮霍。竟然沒有想到這肉身是會死的，自己既無子女，結果財產全歸了他人。幾萬萬的財產，一旦變為空花，只是徒然的帶了一身的罪業，往見閻王，而且又遺下了一片不美的口碑，留在這個社會。
他們也掛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藥師經》上開宗明義，就詳細的說明了悭貪不捨的罪過。經上說：“有諸眾生，不識善惡，惟懷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報，愚癡無智，缺於信根，多聚財寶，勤加守護。見乞者來，其心不喜。設不得已而行施時，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終，生餓鬼界，或畜生道。”因為大富之人，錢財有余，自己也沒有用處，明知道多數人將會餓死，卻不肯施財救濟。若是從道德上責備起來，這簡直是間接的殺人。積錢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負的殺人罪就更重了。
譬如見到一個極小的孩子，站在井邊，快要落井了。有一個人在旁站著，全不開口，也不拉開這個小孩，而讓他落井死了。我們一定會說，這個孩子算是被他殺死了一樣。而富人見災不救，正是一樣。何況是大富如此，連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捨，那麼馬路上死的幾千幾萬的饑民，豈不是要算他殺死的一樣嗎!殺死幾千幾萬人的罪過，難道是用驕慢心，以信佛作為幌子，勉強化點揮霍不盡的小錢，作點專賣面子的善事，就以為自己已經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的罪過麼?我想恐怕天地鬼神，決不會如此含糊的寬恕他。所以我說這一段事實，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分別真偽，打破心裡的悭貪，切不可蹈積財不施的覆轍!
俄國的大文豪托爾斯泰曾說過：“現在社會的人，左手進了一百萬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稱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這種行為，是世界的通病。
總而言之，保富的方法，必須要有智慧的眼光，也就是要有卓越的見識，與宏大的心量，以上所說范文正公等幾位，就是屬於此類。而其余不善於保富的人，普天之下滔滔皆是啊!他們不能使子孫長保富厚，只因為是自己的智慧不夠，能見到一點，卻遺漏了萬端。只看見表面，而看不到內涵。簡單點說，他們看歷本，只看見初一，還不知道明天有初二，更不會曉得年底有除夕，但是像這等愚癡的人，雖然很多，而社會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經人點拔，即可覺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會開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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