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女大學生在德國的墮胎經歷，感觸頗深
發布：清心
這是我在報紙上看到的一篇關於墮胎的文章，看完後我感觸頗深。
最近這幾年關於墮胎的觀念在悄悄地發生著變化，墮胎變得不再是很嚴重、很丟人的事情了。很多電視、報紙，甚至是有些公共汽車上明目張膽地宣傳墮胎是多麼輕松的一件小事。有句很流行的廣告語：“大夫，開始了嗎?”大夫馬上說：“已經結束了”。每當看到這樣的廣告，心裡都有一種悲哀加氣憤的感覺，不知道這些東西都給我們帶來了什麼?!看到這些廣告，我不禁又想起來：有很多醫院一邊在做無痛流產的廣告，一邊又在大肆地做治不孕不育的廣告。難道墮胎和不孕會這麼不矛盾的出現嗎?——女孩子們請一定愛惜自己的身體!
意外懷孕?不想要這個孩子?那就去醫院做個流產手術。本來一件在我們看來那麼簡單的事情，沒有想到到了德國，卻變得如此復雜和繁瑣。本文主人公——29歲的古曉琳和老公在德國就經歷了一場最復雜的人工流產之路。
計劃墮胎，繁瑣手續讓人懊惱。
2007年12月6日，婦科醫生塞琳告訴我：“您懷孕了”。我瞪大了雙眼，嘴裡下意識地說“謝謝”，心裡卻連聲叫苦。我去年才結婚，老公在洪堡大學讀經濟學博士，我在德國柏林自由大學也已經念到了第6個學期。我們之間早達成共識，3年內不要孩子。
我給塞琳大夫打電話，詢問是否可以請她幫我盡快安排人工流產手術。沒想到塞琳醫生一直溫和的聲音立即變得生硬起來：“對不起，我的診所裡絕不提供這樣的手術服務!”“那可以請您給我開些能流產的藥物嗎?”我有些意料之外，慌了手腳。“當然不行，在德國藥物流產是違法的!您為什麼不考慮把孩子生下來呢?” 我趕緊誠懇地向她解釋，她沉默了一小會兒，很不情願地告訴我，如果下了決心要墮胎，首先要去柏林市婦女幫助中心下的一個“心理咨詢委員會”接受專家心理咨詢，在得到委員會的書面同意書之後，才可以去指定診所聯系做手術的具體事宜。
3天後的下午，老公陪我到婦女心理咨詢委員會接受正式的咨詢。接待我們的是一位45歲左右的中年女士，叫特蕾莎·史克，是有政府專業執照的心理咨詢師。史克女士開始發問了，問我們為什麼不想要這個孩子?史克女士一邊聽我解釋，一邊繼續在表格上寫寫畫畫，然後很有禮貌地請我老公先到外面等一會兒。“古女士，請問你是在人身和心理完全自由的情況下做這個決定的嗎?”什麼?我茫然不解地瞪著她。“我是問，您決定墮胎，完全是出於自己的意願，而不是受到外來的壓力，比如，您先生的威脅和逼迫嗎?”那一瞬間，我又生氣又感覺好笑，不就是簡簡單單的一個人工流產手術嗎，干嗎要提升到刑事案件的審訊高度來?
沒過5分鐘，史克女士請我們進去，遞給我一份表格，說你們回家再好好商量一下，一周後若還是決定手術，到我這裡來簽字蓋章。在我們有些沮喪地往外走時，她又加了要命的一句：“德國墮胎法律規定，如果您的胎兒已滿10周就絕對禁止做人工流產手術，您最好確定一下具體的懷孕時間。”
這個消息讓我們大驚失色。根據婦科醫生的檢查報告，我已經懷孕8周了，加上這幾天的折騰，離能合法做人流手術的最後期限只有12天了，而心理咨詢委員會的同意書就要花掉7天的時間!跟死腦筋的史克是說不通的，我在柏林黃頁上找到一家得到政府授權的婦科診所，打電話去想提前預約手術時間。護士的態度非常友善，說很理解我的處境，也很想幫助我，但預約手術必須得孕婦本人親自到診所出示心理咨詢委員會的書面同意書，婦科醫生診斷和簽字證明，否則一律無效。
一天天地掰著指頭算，心急火燎地等，終於，一星期之後，我拿到了心理咨詢委員會的書面同意書。從那所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出來，我們趕緊打車去了指定的婦科診所。我直接走到門口按鈴。身邊一個個年輕人湊過來，遞給我一份資料，上面用觸目驚心的黑體字寫著“請不要輕易扼殺無辜的生命!”嚇了一跳的我這才醒悟過來，這幾位古怪的“閒人”原來都是激進的反墮胎組織的成員。
有了文件證明，所有的事情都進行得非常順暢。手術的時間定在下周一上午9時整，在這之前我還要來診所和專業麻醉師見一次面，做一次全身例行檢查。剛走出大門，反墮胎組織的一個中年女人就跟了上來，她的口氣急迫而不失禮貌：“您真的決定不要肚子裡的孩子?不管您是否歡迎他的到來，不要輕易扼殺一個生命，即便您是他的母親，也沒有權利這樣做!要知道，生命的意義在於尊重和敬畏……”我倉促地解釋了一句：“我們都是學生，沒條件要……”趕快鑽進車子，匆忙扔下一聲“再見”。本來大功即將告成，心情應該輕松愉快，但一路上我都悶悶不樂，感覺那個女人的眼光一直跟在我背後。
尊重生命，成為第1247位母親。
晚上去德國朋友馬修家吃飯，順口問起這個反墮胎組織的事情，他太太知道了我正准備做手術，微笑著輕描淡寫地說不用理會她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決定的權利。我點頭，終於有找到知音的感覺了。告別的時候，馬修太太突然問我：“親愛的，明天我們要去德雷斯頓有點事兒，明妮沒人照顧，你能幫幫忙嗎?”明妮是他們4歲的小女兒，可愛而溫順，我們都很喜歡她，所以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
第二天一大早，馬修夫婦把明妮送到我家裡。小明妮長得粉雕玉琢，笑起來像個小天使。上午我在家裡要完成一個論文提綱，所以給她找了鉛筆、彩筆和素描本，讓她自己在一邊玩。明妮很乖，我做完功課去看她時，她的小臉上花裡胡哨地紅一道黑一道，沖我頑皮地笑。
吃完飯我帶她到街區的小花園玩，那裡有一個露天兒童游戲中心，有很多和她差不多大的孩子。明妮和一個小姑娘一起玩秋千，兩人你推我一次我推你一次，快活得不得了。我看著明妮開懷大笑的樣子，忍不住像一個慈愛的媽媽一樣微笑起來，那一刻我的心底深處最柔軟的地方怦然一動：有個這樣全心依賴我信任我的小女兒，多好。
第二天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要去診所見麻醉師。周日下午診所打電話來，通知我全身體檢沒有問題，手術明天可以按期進行。這天下起了鵝毛大雪，老公用手臂圍著我一起第三次走上那條通往診所的小路。那幾個反墮胎組織的志願者仍然在風雪裡站著，堅持向每一個進出診所的女人勸說宣傳。我呆呆地坐著，不知道過了多久，老公俯下身子來拉我起身，我突然醒過來，清清楚楚地說了聲： “不!”我拉著老公很快地跟醫生和麻醉師說了聲“對不起!”，但他們臉上流露出的居然都是欣慰的表情。
看到我拉著老公的手輕松地走出診所大門，那個反墮胎組織的女人驚喜萬分地走上來，很自然地把我親熱地擁抱一下，伸手從外套的兜裡掏出一顆用精美的黃綢緞制成的小星星，塞進了我的手裡說：“親愛的，這是給您孩子的禮物，知道嗎?您是我們勸說成功的第1247位母親!”我握著她冰冷的手指，望著她睫毛上凝結的雪花，眼睛突然就濕了。
我們的孩子將會在今年7月初出生。我已經辦理了休學一年的手續，在家安心養胎。隨著那個日子越來越近，我和老公都激動不已。以後我要告訴親愛的孩子，他的出生和一群熟悉又陌生的“死腦筋”的德國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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