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忠貞之士與奸邪之輩的分辨
發布：君合
作者：南懷瑾 文章來源：摘自南懷瑾著《歷史的經驗》
下面是舉很多實例了。
這是一篇大文章，但是古人寫文章的分類，不像現在的觀念，現在寫文章的層次，往往是宗旨、要點、原則、引伸，古人則大異其趣。
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洩治谏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纣，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古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而纣悔寤;其本情在乎仁也。洩冶位為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懷矣!詩雲：民之多僻，無自立僻，其洩冶之謂乎?
這裡是子貢和孔子問答的一段話。(這段話在四書五經裡是看不到的，要在其他的書裡去找，所以真要研究孔子思想是相當困難的，我們不要以為看了四書五經，就懂了孔子的思想，有一本清人編的《孔子集語》，將孔子所講的話，如《莊子》等等引用孔子的話和有關的很多事，都收集在這裡，所以現在也可以走取巧的路線，看這本書，勉強可以把孔子一生，多了解一點，免得到處找資料。)
這段書我們暫且擱在這裡。要先了解一件事情：我們知道，春秋戰國在陳靈公的時候，有一個女人，後世稱她為“一代妖姬”，名夏姬，是當時的名女人，好幾個國家，都亡在她身上。據說她好幾十歲了都還不顯得老，許多諸侯都被她迷惑住了。她在陳國時，陳靈公和幾個高級干部，就和夏姬宣淫於朝，於是陳國的另一位大臣洩冶，就向他們提出谏議，責備他們不應該這樣做。陳靈公自己理虧，對洩冶沒有辦法，就買通一個刺客，把洩冶刺死了。
這段書，就提到了這段歷史，有一天子貢問孔子說：洩冶的這個行為，同纣王時代的比干一樣，洩冶這個人，是不是可以說合於仁道?孔子說，這兩個人並不相同。因為比干之於纣王，在宗法社會，講私的方面，他們是皇親，比干是纣王的叔父，講公的方面，比干的地位是少師，等於皇帝的顧問。在宗法社會的政治制度下，他是為了殷商的宗廟社稷，所以他准備犧牲自己，所謂“屍谏”，希望自己死了以後，使纣王海寤，所以比干當時的心情，是真正的仁。在洩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陳靈公的部屬，地位不過是個下大夫，勉強比喻等於現代簡任初級的官位，並沒有私人血統上親密的關系，而陳國這樣一種政權，在孔子看來，是一個君子就應該掛冠而去，可是洩冶沒有這樣做，還在懷寵。以他這樣的地位，用區區一個身體，想要影響上面的昏亂，這是白死，也算不上忠，只是“懷”而已，他的胸懷裡，愛國家的心情，還是有的，至於說到仁道，卻並不相干，所以孔子引用詩經上兩句話：“民之多僻，無自立僻。”一般人當走到偏僻的狹路上去的時候，是沒有辦法把他立刻挽回的，洩冶就是不懂這個道理，方法不對，白丟了一條命。
這是引證一段歷史的經驗，說明部下與長官之間爭執時處理的方法。
或曰：叔孫通阿二世意，可乎?司馬遷曰：夫量主而進，前哲所韪，叔孫生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率為漢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撓，大直若诎，道同委蛇，蓋謂是也。
這是另一個歷史故事。漢高祖平定天下以後，最初是沒有制度的，每天上朝開會，文官武將和他吵，亂七八糟，簡直沒有辦法，而叔孫通本來是秦始皇時代的一個儒生，他為了要保持文化道統，也曾跟過楚霸王，意見行不通，後來跟隨漢高祖。而漢高祖也是拿讀書人的帽子當便壺用的，見讀書人就罵，所以叔孫通最初連飯都吃不上，什麼氣都受。有學生問起什麼時候才能達到保持文化道統的目的，叔孫道說不必心急，現在是用武力打天下的時候，用不著我們讀書人。
等到漢高祖平定了天下，他去見漢高祖，建議制定禮法，漢高祖曾經斥他說：“乃公天下馬上得之”——意謂：“格老子，我的天下是騎在馬上打來的，你讀書人算什麼?去你的!”這時叔孫通就頂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馬上得之，但是不可以馬上治之。”就是說：“天下你是打來了，但是將來治理天下，不能永遠打下去呀!”漢高祖這種人，在歷史上是真正了不起的領袖，個性固然強，可是別人有理由，他一定會聽。所以聽了這話認為有道理，問該怎麼辦?叔孫通於是說我替你擬訂計劃，建立制度。漢高祖立刻答應，教他去辦。幾個月以後，把所訂的制度禮儀“朝班”都演習好了，再請漢高祖出來坐朝，漢高祖一上朝，那種儀式，那種威風，真和當年打仗亂七八糟的不同。俨然是大漢皇帝的氣派。這時他這一舒服，才知道讀書人有這麼大的用處。
這裡是引證，當漢高祖還沒有起來，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叔孫通有辦法自保：在秦始皇死了，二世接位以後，召集知識分子開會，向大家說，據說外面在造反，有沒有這回事?那些知識分子聽了以後，都說真話，說外面有許多人在造反，並勸二世改過，惟有叔孫通說，外面沒有造反，只不過是些小偷而已，是亂傳話說造反的，二世聽了叔孫通的話，認為很對，非常高興。可是叔孫通講過這個話，自己就溜走了，他知道秦朝這個政權沒有希望了。所以這裡提到叔孫通“阿二世”，(阿就是阿谀，拍馬屁，阿曲，歪曲事實，將就對方的意思。所以古代一個知識分子，在寫文章時，都不隨便下筆，社會大家認為對，自己認為錯了，就不應該隨便跟大家的意見寫，如果跟著大家人雲亦雲，就是“曲學阿世”，違反真理。拍社會、拍時代的馬屁是不應該的，這是中國讀書人的精神。)是一個知識分子應該的嗎?《長短經》的作者，於是引證司馬遷對這件事的批評，也就是他在史記上留給我們後人，對歷史的看法。
剛才說過了叔孫通對歷史的關鍵之舉，如“朝班”的制度，自漢代由他建立以來，雖然歷代各有不同的沿革，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實行了幾千年。我們再從文化史的觀點來看，叔孫通是了不起的人物，自漢代以來，這幾千年當中，實際上的政治體制思想，一直受他的影響。所以司馬遷反對一般人對叔孫通小節方面的批評，他是從大處著眼下筆，他說叔孫通“量主而進”，從這句“量主而進”，我們就看到，王充說《史記》是一部“謗書”，毀謗漢朝的大著作，換句話說是毀謗歷史的大著作，但在當時不大看得出來。如用的字句，司馬遷是斟酌又斟酌，像“量主而進”這四個字，用得非常好。就是後世說的“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好的鳥如鳳凰，絕不隨便落在一般樹上，一定落在梧桐樹上，否則寧願停留在半空盤旋，絕不下來。一個人則擇主而事，古代君臣、主僕的關系分得很清楚。“量主而進”就是測量測量老板，跟隨他有沒有意義，前途有沒有希望。“前哲所韪”前輩的哲人——代表賢人、聖人、有道德學問的人，都認為這樣是對，是應該的原則。這兩句話八個字，已經把一般人對叔孫通的評論推翻了。
司馬遷再為這個“生”字作申論說：叔孫生希世庶務——叔孫生的“生”字是“先生”的意思——就是說叔孫通在秦始皇這個時代，為了要繼承文化，不致中斷而留傳下去，希望有個好的社會，執行正統的文化，等到好的時代來了，好做一番事業，制定文化精神的體制。進退之間，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這個時代，他沒有辦法，只好跟著時代變，並沒有完全依照古禮，所以他非常懂得適應時代的環境，以應變達到最後的目的，結果目的都達到了，他跟隨漢高祖，最初在漢高祖忙於軍事的時候，等於當個附員，閒的差事，拿一點薪水，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後來，他開創了漢朝的文物制度，成為漢代的儒宗。
司馬遷更進一步引申，古代所謂君子之人，“直而不挺”，像一棵樹一樣，世界上的樹都彎下去，只有這棵樹是直的，但這棵樹也很危險，容易被人砍掉，所以雖然直的，但有時軟一點而並不彎曲。自己站住。站住以後，在這種時代也是很難處的，不願意跟大家一起浮沉，就顯得特別，特別了就會吃虧，還要配合大家，但配合大家，和大家一樣又不行。在“致曲則全”的原則下，必須保持著一貫的中心思想。所以真正直道而行的人，就“大直若诎”，看起來好像不會講話。“道同委蛇”，作人的法則，好像太極拳一樣，跟著混，而結果達成他的目的，這就是叔孫通的作法，結果他不但開創了漢朝四百年的制度，更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制度。
這是說臣道的宗旨，一個人在時代的變化中間，為社會、為國家、為民族文化、為個人，要站住已如是之難，站住以後要達到一個為公的目的就更難了。
……
議曰：太公雲，吏不志谏，非吾史也。來去延诘張禹曰，屍祿保位，無能往來，可斬也。
這裡又提出一個問題來討論。朱雲和張高兩人，都是漢成帝的老師，當時正是王莽家族用權的時候，民間怨恨到極點，各處的報告，反應到朝廷的意見，都被張禹把它壓下去，不提出來。所以朱雲就當著皇帝的面，潔問張禹，說張禹對下面這麼多意見，不提出來報告皇帝，像死人一樣占住一個位置，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什麼事都沒做，使上下的意見都不溝通，應該殺了他。這是引述的一段歷史故事。
班固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由此言之，存與死，其義雲何?
班固是依照司馬遷著《史記》的路子而著《漢書》的，他討論歷史，提出這個意見，認為作人處世很難，跟著社會時代走，就違背了傳統的道，違背了自己文化的精神，可是硬不跟著時代走，違背一般世俗的觀念，本身就危險，至少這一輩子沒有飯吃，會把自己餓死，這是事實。像電視節目，我們認為不好的，可是廣告收入好，我們認為好的，可沒有廣告了，電視公司就要喝西北風，也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中國的古人，想要請他出來做官，他不要，為什麼不要?為什麼清高?他既然出來，就要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估計一下如果貢獻不了，又何必出來?所以就不輕易接受爵位了。這是古人，若是現代的人可不管這許多了，有人給一個顧問名義，也就掛上，盡管不拿錢，還可出名哩!時代不同了!古人傳統文化的觀念，如果擔任了名義，而無法有貢獻，就寧可不接受。那麼由這個道理看起來，推論下去，一旦面臨生和死之間的抉擇，有時候連這條命也要交出去了，就是說生與死之間的哲學的意義，該怎樣講法?
對曰：范晔稱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賽義。若義重於生，捨生也可;生重於義，全生可也。
作者於是引用劉宋一位學者范晔說的話，他說一個人一天到晚，專門講文化道德義理之學，那麼連飯都吃不飽，謀生的辦法都沒有。但是如果專講求生，就會虧損義理。我們看看現在的人，為生活、為前途，什麼事情都可以干，只要錢賺得多，都可以來。古人往往以義作為行事的准則，如果認為死了比活著更有價值，就可以一死!但有時候，做忠臣並不一定非死不可，中國的老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硬要留住這個青山。譬如被敵人包圍了，在生死之間，事實上生重於死，忍辱苟生，將來能夠做一番比死更重大，更有價值的事情，那麼不一定要死，全生可也。相反地，就非求死以全節不可了。
這個問題還沒有討論完，又提出一段歷史故事：
……
或曰：然則窦武、陳再，與宦者同朝廷爭衡，終為所誅，為非手?
漢代最有名的禍亂是宦官，明朝的禍亂也是宦官。我們中國歷史上的禍亂，差不多都離不開外戚、宦官、藩鎮三大原因。在漢朝就亡在外成、宦官兩個因素上。王莽就是外戚。唐朝亡於藩鎮(權臣)，明朝亡於宦官，魏忠賢這些人都是宦官。只有清朝對於這三個禍亂因素都防范得很嚴謹。宦官干涉了政治非殺不可，多說一句話都要被殺。清朝的實錄，雍正遵祖宗的規制，他有一個最喜歡的戲子，有一天這個戲子問雍正皇帝，揚州的巡撫是哪一位。雍正一聽發了火：“你怎麼問這個問題!”就把這個戲子推出去殺了!看起來雍正的手段毒辣，事實上問題很大。一個平常玩玩的戲子，居然問起地方的首長是誰，可見有人在暗中拜托了什麼事情。這還得了，固然處理得很嚴厲，但是看了歷史上這些關於宦官為害的可怕事情，非這樣辦不可。
事實上何必要當皇帝才如此，許多人都會有這類經驗，就是當上一個小主管，這類問題都來了。太大娘家的人，來說說話托個人情，你說怎麼辦?不答應，太太天天和你吵，難道為此和太太離婚嗎?這是內戚之累。或者跟了你很久的人，有事總要替他安頓安頓。這情形也和“宦寺”差不多。另外藩鎮，好比下面的科長、股長，做得久了，公事又熟，出些問題，真沒辦法。個人尚且如此，何況大的國家?
後漢時代窦武與陳蕃，兩個有名的人，以及明朝的有些大臣，硬是不賣帳，結果還是死在這班宦官手裡，那麼照前面的理由看起來，窦武、陳蕃這些人做得不對了嗎?
范晔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鹹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驅馳(山且)(山危)之中，而與腐夫爭衡，終取滅亡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也。憫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道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會，協策窦武，可謂萬代一時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世心也。
這段還是引敘范晔的話，來答復前面的問題。讀過諸葛亮的《出師表》，就會知道漢桓帝、漢靈帝這兩個皇帝了。《出師表》上提到劉備最難過、最痛恨的，就是他這兩位老祖宗。這兩位漢代皇帝，和宋代的徽宗、欽宗父子一樣。宋徽宗做一個藝術家蠻好的，他的繪圖、書法都很好，可是命苦，當了皇帝就非變成俘虜不可。
范晔所說這個歷史的故事，舉出窦武和陳蕃這兩位後漢的名臣。當時發生了黨禍，他們兩人想挽回時代的風氣，但是陳蕃卻因窦武的黨禍案子而犧牲了。這裡范晔的論點是說，在桓靈這個時代，像陳蕃這種人，學問好，有見解，有人品，知識分子個個仰慕他，他個人所標榜的，已經樹立了風氣、聲望，成為一個標竿。對當時昏頭昏腦過日子的世俗抗議，他的那種思想、影響力，在最危險的社會風氣中、政治風浪中，像跑馬一樣，和那些明知道不對而又不敢說話的懦夫爭衡，結果把生命賠進去了。以他的聰明學問，並不是不能做到潔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他不願意這樣做。因為他想要提倡倫理道德，人類的社會就要有是非善惡，他悲憫當時世界上的人，一些知識分子，看到時代不對了，盡管反感極了，而只是離開世俗，明哲保身，逃避現實，沒有悲天憫人之意，人倫之道就完了。所以他反對這些退隱的人，認為退隱不是人生的道理，於是他有機會可以退開，他還不走，而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以仁心為己任，明知道這條路是很遙遠的，還是非常奮發、堅定，所以一碰到政治上有改變的機會，就幫忙窦武，而把命賠上了。這樣的死，是非常值得的，以歷史的眼光來看，把時間拉長，把空間放大。他這生命的價值，在於精神的生命不死，萬代都要受人景仰，雖然他沒有成功，但是他的精神、正義足以作為這個世界的中心。
議曰：此所謂義重於生，捨生可也。
這裡的結論是，當覺得死了比活著更有價值，這個時候惟有犧牲自己。這是理論，這種理論想要真正變成自己的思想和觀念，則並不簡單。能在必要的時候付諸實施，更是難之又難。
上面的這些歷史故事，都是說“臣行”的，所謂臣行，也就是人臣的自處與處事之道。一個人做事對自己的立場要認識清楚。
下面繼續提出臧洪死張超之難的故事，討論他是不是可稱為義?臧洪死張超之難故事的原文，在這段文章的後面，用括號引述出來了。我們必須先了解這個歷史故事的實際經過情形，然後再說它的道理。在這裡大家一定會奇怪古人寫文章為什麼這麼別扭，把論理的文字，寫在前面，而把所討論的歷史故事，寫在後面。這是因為古人認為這些歷史故事，每一個讀書人都知道了，假使先敘述故事，再論道理，在古代認為這是丟人的事，甚至認為作者看不起人，好像表示別人對歷史都不懂，只有他懂似的。因為中國古代讀書人，大多都對歷史典故很熟。現在可不同了，一般寫論文，都是東抄西抄一大堆，寫出來的意見，不是作者的，而是抄來的。這是古今之不同。其次，古人有時引述的歷史故事，在文章中等於現在文體的注解，所以放在正文的後面，這是我們對於古今文體需要了解的地方。我們是現代人，就走現代的路線，從後面讀起，先把這段歷史故事了解，等一下再回過來看它對這個故事的評論。
昔廣陵太守張超委政臧洪，後袁紹亦與結友，及曹操國張超於雍丘，洪聞起被圍，乃徒跣號泣，勒兵救超，兼從紹請兵，紹不聽。超城陷，遂族誅超，洪由是怨紹，與之絕，紹興兵圍之，城陷誅死。
這是三國時的事。廣陵是現在的江蘇揚州一帶。張超是當地的太守，他把地方的政事交給了臧洪，後來袁紹也和他做朋友。有一次曹操在雍丘(現今河南杞縣)這個地方，把張超包圍起來。臧洪聽到這個消息，因為張超是他的朋友，又是長官，所以就光著腳，哭著到處替張超求救兵，一面自己也出兵。同時因為袁紹是朋友，也向袁紹求救兵，可是袁紹沒有理他。結果張超被曹操消滅了，全族都被殺了。臧洪就為這一件事情恨透了袁紹，而和他絕交了。朋友變成了冤家，於是袁紹又興兵圍攻臧洪，破城以後，臧洪也被殺掉了。
議曰：臧洪當縱橫之時，行平居之義，非立功之士也。
後來一般人討論這件事，就認為臧洪自己莫名其妙，頭腦不清楚，當三國那個時代，正是所謂縱橫時代，等於戰國時候一樣，是沒有道義的社會，談不到要為哪一個盡道義，立身於社會中，對當時的環境看不清楚，在縱橫的時代，而去講道德、講仁義，亂世中去講太平時候的高論，當然搞不好，這就是所謂：“居今之時，行古之道，殆矣!”在現在的時代，要想實行三代以上的禮樂之道，是走不通的。因此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思想，並不呆板，他教我們要趕上時代。“當縱橫之時，行平居之義，非立功之世。”就是對臧洪的結論，這樣做，如果想立功、立業，救時代、救社會，是辦不到的。
現在再回過來看《長短經》的作者，對臧洪這件歷史故事的評論，他首先提出問題：
……
或曰：臧洪死張超之難，可謂義乎?
假定有人問臧洪這樣為張起而死，夠不夠得上是義氣?於是他引用范晔的話：
范晔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相其徒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趣捨，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許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纖倒懸之會，忿悄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
范晔是說，曹操圍攻雍丘，消滅張超，當時臧洪為了朋友，到處請兵，可以說是一種壯烈的情操。而他赤了足，奔走號哭的行為真值得同情。因為英雄豪傑，在某種環境之下，對於是非善惡的取捨，與普通一般人的講究仁義，在心理上是兩樣的，(讀古書到這裡，要想一下，為什麼豪雄之所趣捨，其與守義之心異乎?)我們可以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馬丁路德的名言，“不擇手段，完成最高道德。”為了達到最高的主義，最高的理想，有時候內心盡管痛苦，也不得不作些小的犧牲。在平時作人也如此，假定現在朋友、同事之間，家庭有了困難，即使下雨下雪，沒船沒車，走路也得趕去幫忙。但到了一個非常的時候，自己有大的任務在身，那恐怕就不能顧全這個朋友之間道義的小節了。所以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浸浸然，小人哉!”這個話就很妙了。孔、孟之道，總是教人忠信，講話一定兌現，做事一定要有結果，面孔子卻又說，這樣事事固執守信的，只是小人。這麼說來，是不是言不必行，講的話，過去了就算了嗎?並不是這個意思。讀書最怕如此斷章取義，必須要看整篇，才知道孔子這幾句話的意思。也就是說，大丈夫成大功，立大業，處大事，有個遠大的目標必須要完成的時候，有時就不能拘這些小節，小節只是個人應做的事。如為國家民族做更大的事，個人小節上顧不到，乃至挨別人的罵，也只好如此。
另外一個觀念：
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
在三國的時候，袁紹、曹操、張超這一班人，和任何亂世時代，據兵割地稱雄的人，都是一樣，有時雙方和平訂約了，有時候雙方又打起來，也和我們現代的國際局勢一樣，這是個非常時期。每逢一個非常時期，不要以為國際之間有道義信用，實際上都是在作戰，利害相同就結合，利害不相同就分手了。每個人都是在打自己的算盤，只要形勢上有需要，利害上有關系就做，這是當然的情形。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如果這一點看不清楚，而去與人講道義，就只有把命賠進去了。更何況，像三國時候，那種地方軍閥互相割據的戰爭局面下，雍丘是一個非常危險、孤零零的偏僻地方，臧洪只知道自己的朋友張超被曹操毀了，以為袁紹也是朋友，去請袁紹幫忙，卻不知道曹操與袁紹之間，因為利害的關系，已經結合了。這就是說臧洪的頭腦不夠，對時勢分析不清楚，如何去做好這工作?他想借袁紹的兵，把曹操打垮，這是很危險的。像吳三桂借滿清的兵打李自成，結果就成了滿人的天下。再以中國的軍事哲學——《孫子兵法》的思想來講，不冷靜地先求“謀攻”的關鍵，只是感情用事，以個人忿恨的私見，影響到作戰的決策，頭腦就昏了，心理上情緒的悲哀、怨恨，是軍事學上的大忌諱。這不只是限於軍事，在工作上有時碰到緊急困難的時候，個人的情緒忿捐之中，特別要注意，必須把這種情緒先除去，然後才能夠冷靜，才能把事情分析得清楚，“謀定而後動”而像臧洪這樣“徒跣且號，束甲請兵”，和以前戰國時候，吳楚之戰，楚被吳打垮了，楚名臣申包胥到秦國去請救兵，在秦庭哭上七天七夜的情形是一樣的。這樣對個人節操而言是對的，但對事情而言，這是沒有用的。不能解決問題。這裡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個人做人的情操是一回事，處理事情的觀點、看法、智慧的決定，又是另一回事。如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在他個人，是成了千秋萬世之名，但為楚國著想，借了外力秦兵去打關國，前門驅狼，後門進虎，也不是好辦法，還沒有聽說過這樣能復國圖存的。
或曰：季布壯士，而反摧剛為柔，髡鉗逃匿，為是乎?
大家都知道一諾千金，是季布有名的歷史故事，這位先生是了不起的。他年輕時是一位非常有號召力的游俠之士，後來跟隨項羽，作戰非常勇敢。有一次把劉邦打垮了，追擊劉邦，差一點就可以砍到劉邦的馬尾。後來劉邦得了天下，最恨的也是季布，所以懸重賞緝捕季布，同時下令，藏匿了他的要誅全族。在這樣嚴緝之下，季布就到山東一位大俠朱家那裡賣身作傭人。朱家一看見季布，就看出來了，把他收留下來。到晚上再把季布找來，做個別談話，要他說老實話。季布說，你既然知道了，就隨你辦，向劉邦報告，就可以得重賞乃至封侯。朱家當時就安慰他，絕對不會這樣做。同時告訴季布，這樣逃匿不是辦法，總有一天會被發現的。朱家本來就和劉邦這些人很熟，他和季布商量同意，將季布扮成車夫，朱家帶他去見劉邦。到了長安以後，這一班幫助漢高祖打天下的老朋友都宴請朱家，問他到長安有什麼事，當然，都知道他不想做官，也不會要錢。朱家就要他們轉告劉邦，季布這個人，年輕有為，是個將才，是個可以大用的豪傑之士。當年和項羽打仗的時候，季布追殺劉邦，是各為其主。項羽完了，就不必再視季布為仇敵，現在通令全國抓他，這樣逼迫，他被逼緊了，不是向南邊逃到南越，就是往北邊逃往匈奴(因為那時劉邦所統一的天下，只限於中原一帶，至於長江以南的兩廣、雲貴一帶，南越王趙佗，和漢高祖同時起來的，雖已稱臣，並未心服;北方的匈奴，也隨時要侵犯中國的)，這樣平白地送給敵人一名勇將，給自己增加一個最大的禍患，這又何苦?朱家說，現在就為這事而來。這班大臣們向劉邦報告以後，漢高祖聽說是朱家來說的，就取消了通緝令，並且給季布官做。所以後來季布又成了漢朝的大將，而且非常忠於漢室。可是如果沒有朱家這一次出來說話，還是不行。而朱家說妥了這件事，仍然回山東過他的游俠生涯去了，不要功名富貴。所以俠義道的精神，在中國的歷史上始終是存在的。這裡是說，季布失敗以後，毫無辦法，英雄的豪氣都沒有了，變成窩囊得很，把頭發剃光，什麼苦工都做不該去躲藏的地方也去躲藏，偷偷摸摸過日子，這樣對嗎?以中國文化精神來說，一個真正的英雄壯士，失敗了就自殺算了。在那個時候說來，季布既是壯士，失敗後卻窩囊的過逃亡日子，這是對的嗎?
對於上面這種一般看法的問題，下面引用司馬遷的話作答案：
司馬遷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勇也，其計盡，無復之耳。
司馬遷說，當項羽與劉邦爭天下的時候，以項羽的那種力拔山兮的氣慨，而季布卻仍然在楚國能以武勇，顯名於天下，每次戰役中，帶領部隊作先鋒，身先士卒，一馬當先，多少次沖入敵陣，奪下對方的軍旗，斬了對方的將領，可說是一個真正的壯士。可是等到後來項羽失敗了，漢高祖下命令要抓他來殺掉的時候，卻又甘心到朱家那裡當奴隸，而不自殺。從這點看起來，季布又多麼下賤，一點壯志都沒有。其實，季布這樣做法，並不是自甘墮落，他是有自己的抱負，自認有不了起的才華，只是倒霉了，當初找錯老板，心有不甘。所以當項羽失敗了，願意受辱，並不以為羞恥，因為還是要等待機會，發展自己的長處，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所以他最後還是成為漢代的名將。由他的經歷做法，就看出了他的思想、抱負，他覺得為項羽這種人死，太不合算。一個有學問、有道德、有見解、有氣派、有才具的賢者，固然把死看得很嚴重，但是所謂“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並不像一般小人物一樣，為了一點小事情，就氣得上吊，這種人的心理，覺得沒有辦法再翻身了，走絕路了，心胸狹窄，所以才願意去自殺，而懷抱大志的人，雖然不怕死，但還是要看死的價值如何，絕不輕易拋生的。
議曰：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裡，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叛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戳，何哉?
這段歷史是劉邦、項羽，作楚漢之爭的時候，魏豹和彭越這兩個人，有部隊，能作戰、是名將，有舉足輕重的威勢，他在楚漢之間，靠向誰，誰就獲勝。蕭何、張良、陳平，這幾個文人，卻用反間計，掌握了這些擺來擺去的人。但是魏豹他們，都是太保、流氓、土匪出身的，有如民國初年各地的軍閥，有的是販馬的、賣布的出身，可是他已經能席卷千裡，南面稱王。力量穩固以後，帶了兵，喋血乘勝，天天都是他得意的時候。這種土匪、流氓出身，投機起家的分子，始終懷叛逆之意，始終不安分，這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在亂世他們才有機可乘，才有辦法，社會不亂，他們就沒有辦法。等到失敗了，這種人不會自殺而寧願被俘虜，身遭刑戮而死，這又是什麼道理?
中材以上，且蓋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雲。此則縱橫之士，務立功者也。
像這樣的行徑，就是中等以上的人，都會覺得羞恥，而更高的王者之才，更不會這樣。如項羽失敗了，就以無面見江東父老而自殺了。但這些人失敗以後，不死而虜，落到身被刑戮的結果，沒有別的緣故，他們自視有智慧才略，所以願意被虜，希望將來還能夠上台，抓到兵權或政權，實施他的理想，雲蒸龍變(根據《易經》的道理，“雲從龍，風從虎”當老虎來的時候，會先有一陣風過來，龍降的時候，一定先起雲霧。所謂雲蒸龍變，就是形容一個特殊人物出現時，如龍出現一樣，整個社會都會受影響而轉變)，所以他們不願輕易犧牲，寧願俘虜。而希望得到機會，能發展自己的抱負、理想，這就是賈誼所說的：“烈士殉名，誇者死權”的心理，只想自己如何建功立業為目標，而至於自己個人，受什麼委屈都可以，絕對不輕易犧牲。這也就是亂世多縱橫捭阖之士的功利主義。
又“蔺公贊”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不敢發，相如一厲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廉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此則忠貞之臣，誠知死所者也。
這裡再引用司馬遷對蔺相如的贊。“贊”是舊式文章的一種體裁，所謂“贊”、“頌”等等都是在一篇傳記後面的一個評論。司馬遷在《相如列傳》之後，評論的幾句話說，蔺相如知道自己非死不可。如今日做敵後工作的人，最後可能就是死亡，明知道做這工作是死，而決心去做，這須要大勇。但是死本身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而是對死的處理，對於這一下應該死或不應該死的決定，這一處理，不但要有大勇，還要有大智。所以在死以前，應該做怎麼樣的決定，這才是最難的事。現在蔺相如在秦庭和秦始皇當面爭論抗衡的時候，不把和氏璧交給秦始皇，手上捧著和氏璧，眼睛看著柱子，准備自己碰上去，把自己的生命和那塊玉一起碰毀，回過頭來罵秦始皇和他的左右。而蔺相如並沒有武功，那一種情勢的最後結果，不過是被殺頭而已，所謂除死無大事。可是，人在這種情形下，能做出這種決定來是最難的。一般人在這個情形下，一定是懦弱膽小，拿不出這種勇氣的。其實有時候，在某種情況下，膽子小，拿不出勇氣來，最後還是死，死了還挨罵。而蔺相如這時，卻大發其脾氣，反而把秦始皇鎮懾住了。後來蔺相如回到趙國，因這件事的功勞，官做得和廉頗一樣大，廉頗心裡不服氣，處處和他過不去，等於首相和大元帥不睦，但是蔺相如不管廉頗怎樣侮辱，他都躲開。有人問蔺相如為什麼這樣怕廉頗。蔺相如告訴他們，一個國家如果文臣武將之間有了意見，國家就危險了。現在秦國不敢來打，就因為有我和廉頗兩個人在，如少了一人，國家就完了。後來這個話傳到廉頗耳裡，他心裡很難過，知道自己都在蔺相如的包容之中，因此自己背根荊條去向蔺相如跪下來請罪，而變成了好朋友。由此看蔺相如的智慧、修養，真是智勇雙全。而《長短經》的作者，則引用司馬遷的這段贊詞，從另一個觀點批評說，像蔺相如這種人，就是忠貞之士，對於應該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事情上不怕死，對什麼事情應該不輕言犧牲，他都有正確的自處之道，這需要大智慧、大勇氣，並不是盲目的沖動。
管子曰：“不恥身在缧绁之中，而恥天下之不理;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申於諸侯。”此則自負其才，以濟世為度者也。此皆士之行已，死與不死之明效也。
這裡是引用管仲的一段自白來作評論。大家都知道管仲是齊桓公的名相，可是最初管仲是齊桓公的敵人，情形和季布與劉邦的關系是一樣的。管仲本來是幫助齊桓公的勁敵也是兄弟公子糾的，管仲曾經用箭射齊桓公，而且射中了。只是很湊巧，剛好射在腰帶的環節上，齊桓公命大沒有死。後來齊桓公成功了，公子糾手下的人，都被殺光了。找到管仲的時候，管仲把手在背後一反剪，讓齊桓公的手下綁起來，自己不願自殺，而被送到齊桓公面前。因為他心裡清楚，有一個好朋友鮑叔牙，在齊桓公面前做事，一定會保他。齊桓公一看到他，果然非常生氣要殺他。鮑叔牙就對齊桓公說，你既然要成霸主，要治平天下，在歷史上留名，就不能殺他。鮑叔牙這一保證，齊桓公就重用了他，(當然也要齊桓公這種人，才會這樣做。)後來果然做了一代名臣。可是有人批評管仲，管仲就說：人們認為我被打敗了，關在牢裡，變在囚犯是可恥的，我卻不認為這是可恥的。我認為可恥的是，一個知識分子活了一輩子不能治平天下，對國家社會沒有貢獻。人們認為公子糾死了，我就應該跟他死，不跟他死就是可恥。但我並不認為這是可恥的，而我認為我有大才，可以使一個國家稱霸天下，所以在我認為可恥的，是有此大才而不能使威信布於天下，這才是真正的可恥。
《長短經》的作者於是作結論說，像管仲這一類的思想，絕不把生死之間的問題看得太嚴重，因為他自負有才能，目標以對社會，對國家，對天下，濟世功業為范圍。所以上面所提的洩冶以迄於管仲的這些歷史經驗，都是說明知識分子，對自己一生的行為，在死與不死之間，有很明白的經驗與比較。
……
或曰：宗悫之賤也，見輕庾業，及其貴也，請業長史，何如?
這是說另外一個歷史故事：在《滕王閣序》裡，提到過宗悫這個人，“有懷投筆，慕宗悫之長風”所說的宗悫就是這個人，他是劉宋時代人。(歷史上的“宋代”分辨起來很討厭。宋有北宋、南宋。這個宋是唐代以後的宋朝，宋高宗南渡以後稱南宋，南渡以前稱北宋，是趙匡胤打下的天下，由趙家做皇帝。而劉宋則是南北朝時期，南朝的第一個朝代，因為這個劉宋的第一個皇帝，也是和漢高祖一樣由平民老百姓起來的劉裕。所以後世讀歷史，為了便於分別朝代，就對這晉以後南北朝的宋朝，稱作劉宋。而對唐以後的宋，有時則稱之為趙宋。)宗悫就是劉宋時代的人，在《長短經》裡只說他是宋代人，但因為作者是唐代的人，絕不可能說到後來趙宋時代的人，所以讀書的時候，萬一發生類似的疑問，就要把歷史的年代弄清楚。這裡說當宗悫還沒得志的時候，他的同鄉庾業，有財、有權、有勢，闊氣得很，宴請客人的時候，總是幾十道菜，酒席擺得有一丈見方那麼多，而招待宗悫，則給他吃有稗子的雜糧煮的飯，而宗悫還是照樣吃飯。後來宗悫為豫州太守，相當於方面諸侯，軍權、政權、司法權、生殺之權集於一身，而他請庾業做秘書長了，絕沒有因為當年庾業對自己那樣看不起而記仇，這就是宗悫的度量。
最近看到一篇清人的筆記上記載，有個人原來去參加武舉考試的，因為他的文章也作得好，所以同時又轉而參加文舉，但是這和當時的制度不合，因此主持文舉考試的這位著名的學官，大發脾氣。因為這時已經是清朝中葉以後，重文輕武，對武人看不起，這也是清代衰落的原因之一。在當時文人進考場的時候，那些武官是到試場為考生背書包的。所以這些學官對這個轉考文舉的武秀才看不起，教人把他拉下去打三十板屁股。可是他挨了打以後，還是要求改考文舉。這位學官盛氣之下，當時就出了一個題目，限他即刻下筆。這位秀才提起筆就作好了。這位學官終歸是好的，還是准了他考文舉。後來這個人官做得很大，升到巡撫兼軍門提督，等於省主席兼督軍又兼戰區司令官，他還是帶了隨從去拜訪當年打他屁股的這位學台，而這位學台心裡難過極了，一直向他道歉。他卻感謝這頓打激勵了他，並請這位學台當秘書長。從這些地方我們就看到，小器的人，往往沒有什麼事業前途。所以說，器度很重要。而且人與人相處，器度大則人生過得很快活，何況中國的老話：“人生何處不相逢?”這段書就是討論宗悫對庾業的事情，該是怎麼個說法，下面引用斐子野的話：
斐子野曰：夫貧而無戚，賤而無門，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亻免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責騁群雄之上，韓、黥之志也。車身之事則同，居車之情已異。若宗元斡無作於革具，有韓、黥之度矣，終棄舊惡，長者哉!
他說一個人在窮困中，心裡不憂不愁;在低賤的時候，沒有地位，到處被人看不起，內心也不煩惱，不苦悶，這是知識分子的基本修養，淡泊於天命和平常，窮就窮，無所謂，而胸懷更偉大的理想，另具有長遠的眼光。只有像曾子、原憲這兩位孔子的學生，才有這樣的器度、修養和德性。再其次有一種人，“降志辱身”，倒霉的時候，把自己的思想意志降低，倒霉的時候就做倒霉的事，乃至身體被人侮辱都可以，頭都不招，眉毛都掛下來，眼睛都不看人，佝著背，到處向人家磕頭作揖，在一批庸庸碌碌的人下面，忍受委屈。一旦得意的時候，則像在一些英雄的頭上跑馬似的，這就是韓信、黥布一流的人物。他們都是漢高祖面前兩位大將。黥布封為九江王，他在秦始皇時代做流氓，犯過法，臉上刺了黑字，所以名黥布，後來貴為九江王。韓信則在倒霉的時候，腰上帶了一把劍，遇到流氓，流氓罵他飯都沒有吃，沒有資格佩劍，迫他從胯下爬過去。後來韓信當了三齊王，那個流氓到處躲，韓信還把他請來作官，並且說當年如果不是這一次侮辱，還懶得出去奮斗呢!最後漢高祖把他抓來的時候，本來不想殺他，還和他說笑話。他批評某些人的能力只可以帶多少兵，漢高祖問他自己能帶多少兵，他說多多益善。漢高祖說：你牛吹得太大了，那麼我可以帶多少兵?韓信說，陛下不能帶兵，可是能將將。韓信當時是把所有的同事都看不起。他對這些同事，也都是身為大元帥的批評別人的那兩句名言：“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其實反省過來，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都是如此——“公等碌碌，因人成事。”這句話也形容出韓信在得意的時候，有如天馬行空，在一般英雄頭上馳騁。
由此看來，有的人不怨天不尤人，願意過平淡的生活，這是高度的道德修養，只有曾子、原憲這一類的人才做得到。但是有一類英雄也做得到，不得志的時候委屈，乃至一輩子委屈，也做得到，可是到得志的時候，就馳騁群雄之上，這就和曾子、原憲不一樣。而這兩種人，“卑身之事則同”，當不得志的時候，生活形態搞得很卑賤，被人看不起的那個情形，是相同的。可是處在卑賤時，這兩種人的思想情操，則絕對不同。一種是英雄情操，得志就干，不得志只好委屈;另一種是道德情操的思想，卻認為人生本來是要平淡，並不是要富貴，所以“居卑之情已異”。
可是像宗悫(號元斡)，是兼有這兩種修養的長處，當年庾業看不起他的時候，盛大的酒席招待朋友，卻招呼他在旁邊吃一碗雜糧飯，他井不覺得羞恥，吃飽了就好。因為他有理想，准備將來得志了大做一番，所以有韓信、黥布那樣的器度。而當他得志以後，還請庾業來做部下，把過去受辱的事都放開，真是一個長者之風。這個長者具有崇高的道德、厚道的心地，真是了不起。這是說與臣道有關的個人修養問題。
世稱郦寄賣交，以其绐呂祿也，於理何如?
這段歷史故事，是漢高祖死了以後，呂後想奪政權，把自己娘家的人弄上台，而將漢高祖的老部下都攆掉了，是漢代歷史上很著名的一段危險時期。郦寄是漢高祖的一位秘書兼參謀郦食其的兒子。後來周勃他們推翻了呂家的政權，恢復了漢高祖子孫的權位，這中間是一段很熱鬧的外戚與內延之爭。在這一段斗爭中，周勃他們，教郦寄故意和呂祿做好朋友。這時呂祿是執金吾，等於現代的首都衛戍司令。需先把呂祿弄開，否則這天晚上推翻呂家政權的行動就難於順利進行。所以這天就安排了由郦寄邀呂祿到郊外去玩。於是由周勃他們在首都把呂氏的政權推翻，接漢高祖的中子代王來即位為孝文皇帝。可是後世的人批評郦寄把呂祿騙出去郊外玩這件事情，在他個人的道義上說來，是出賣了朋友。那麼這個道理，究竟對不對，又該怎麼個說法呢?
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
班固是《漢書》的作者，他認為郦寄賣友的批評不對。所謂出賣朋友的交情，是為了個人的富貴利益，而忘了朋友的義氣，才是賣友。郦寄的父親幫助漢高祖打下了天下，而呂家把這個政權用陰謀手段拿去，這才是不對的。他能在這劫難之中，把呂祿騙出去，予以摧毀，他是為了國家，為了天下，這不是出賣朋友，只是在政治上，為了對國家有所貢獻，使用的一個方法而已。
魏太祖征徐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張邈叛，太祖迎呂布，布執范令靳允母，太祖追昱說靳允，無以母故，使固守范，允注涕曰：不敢有二也。
或曰：靳允違親守城，可謂忠乎?徐眾曰：靳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
這裡引用另一個歷史故事。靳允是三國時人，當時曹操帶兵去打徐州，命令一個大將程昱留守後方的重鎮甄城，正在這樣用兵的時候，曹操手下的另一員將領張邈又反叛了他，於是曹操這時只好親自迎戰呂布。這時在戰爭的地理形勢上，如果呂布將范城拿下來，就可以消滅曹操，所以呂布設法把守范城的首長靳允的母親捉來，想要脅迫靳允為了救母親而歸順自己。所以曹操也趕緊命令留守在甄城的程昱去游說靳允，不必考慮母親的安危，要他固守范城這個地方。結果靳允被說動了，表示一定守城，決無二心。這裡就引這個故事，問起靳允這樣做法，算不算是忠。
徐眾說：靳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
作者引用徐眾對這件事的評論作為答案。徐眾是說，當程昱去游說的時候，靳允和曹操之間，還沒有君臣的關系，而母親是世界上最親密的直系尊親，在情理上，靳允是應該為了母親的安危而去，不應該聽曹操的話不顧母親而守城。
同時這裡進一步引用歷史上類似的故事，以說明這個道理。
昔王陵母為項羽所構，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系，然後可得事人，盡其死節。
這是漢高祖與項羽爭天下的時候，漢高祖有一個大將王陵，項羽為了要他歸順過來，於是把王陵的母親抓來，威脅王陵。而王陵的母親，已看出項羽會失敗，劉邦會成功，自己被軟禁後，知道王陵有孝心，一定不放心，會為母親而意志不堅定。因此自殺，留了一封遺書，教人偷偷送給王陵，囑他還是好好幫助漢高祖，堅定王陵的意志，使他一心為事業努力，心裡再沒有牽掛，可以全心全意去幫忙劉邦。
另一段故事：
衛公子開方仕齊，十年不歸，管仲以其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為相。
衛國的一位名叫開方的貴族，在齊國做官，十年都沒有請假回到衛國去。而管仲把他開除了，理由是說開方在齊國做了十年的官，從來沒有請假回去看看父母，像這樣連自己父母都不愛的人，怎麼會愛自己的老板!怎麼可以為相!把他開除了。
所以這裡就上面的幾個故事，為靳允違親的事，作了結論說：
是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
能夠對父母有感情，才能對朋友有感情，也才能對社會、對國家有感情，人的世界到底是感情的結合，所以靳允是不對的，應該先去救母親的。
接下來，又舉了一個例子，就靳允違母守城這件事，作了另一個角度的結論：
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這個故事大家都曉得，曹操想用徐庶，把他的母親抓起來，以脅迫徐庶，使徐庶進退兩難。劉備一知道這情形，就對徐庶說，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幫忙，可是我不能做違背情理的事，如留你下來，曹操會殺你的母親，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責備，你還是去吧!所以另一角度的結論就說，一個領導人，應該深體人情，那麼曹操應讓靳允去救他的母親才對。此所以曹操是曹操，劉備是劉備，他們兩個的領導器度，絕對不同。
……
魏文帝問王朗等曰：昔子產治鄭，人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與君德孰優?
這段是說魏文帝曹丕，問他的大臣王朗他們：根據歷史的記載，春秋戰國的時候，鄭國的大臣子產，能夠不受部下和老百姓的欺騙;孔子的學生子賤治單父的時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一般人不忍心騙他;而西門豹治邺都的時候，一般人不敢騙他。不能騙、不忍騙、不敢騙，三個不同的反應，在今天(曹丕當時)看來你認為哪一種好?
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劃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鈞铢之覺也。
這是王朗的答復，首先解釋不忍欺的道理，就是孔子的學生，子賤治單父的事情，王朗說，上面的領導人，本身有德，一切依德而行，能夠真愛人、真敬事，一般部下和老百姓，都感激他的恩義，不忍心騙他。其次聽到領導人任察，所謂“察察為明”，什麼事情都看得很清楚，如近代歷史上，清朝的雍正皇帝，剛開始上台的時候，一個大臣晚上在家裡和自己的姨太太們打牌，第二天上朝的時候，雍正就問他昨天夜裡在干什麼?這位大臣回答昨夜沒事，在家裡打牌。雍正聽了以後，認為這大臣說話很老實，因此很高興地笑了，並且送了他一個小紙包，吩附他回去再打開來看。這位大臣回到家裡打開雍正所送的紙包一看，正是昨夜打完牌，收牌時所少掉而到處找不到的那一張牌。可不知道怎麼到了皇帝的口袋裡。這說明雍正早已知道他昨夜是在打牌。他如果當時撒謊，說昨夜在處理公事，擬計劃，寫報告，那就糟了。這在雍正，就是察察為明。偶然用一下則可，但是不能長用，長用總不大好。這樣以“察察為明”的作為，便是使人不能欺的作風。所以做領導人的，明明知道下面的人說了一句謊話，也許他是無心的，硬要把他揭穿，也沒有道理，有時候裝傻就算了。再其次說到不敢欺，上面的法令太多，一犯了過錯，重則殺頭，輕則記過，完全靠刑罰、法規來管理的話，那麼一般部下，怕犯法，就不敢欺騙了。這樣在行政上反而是反效果。下面的人都照法規辦理，不用頭腦，明知道法規沒有道理，也絕對不變通處理，只求自保，那就更糟了。
……
這篇是講臣道，專門講干部對上面盡忠的道理，但是盡忠不能只作單方面的要求，如果上面領導得不對，下面也不可能忠心的，所以王朗在這裡引申，要上位者有真正的道德，下面自然感激思義，這和《論語·為政》孔子所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兩句話的意思一樣。王朗在這裡就是襲用孔子的這兩句話，予以闡述。任德感義的，同“道義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一樣，可以達到最高的政治目的。假使靠察察為明，使下面的人怕做錯了成為風氣，就與孔子所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的結果相同。就是說不要認為拿政治的體制來領導人，拿法令來管理人，是很好的政治。法令越多，矛盾越多，一般人就在法令的空隙中逃避了責任，而且自認為很高明，在內心上無所慚愧。他最後說，這兩種情形之下，好壞的懸殊很大，主要的還是在於領導人自己的權衡，像天平一樣，不能一頭低一頭高，要持平。但一個領導人、大干部，決定大事的時候，不能斤斤計較小的地方。
……
或曰：季文子，公孫弘，此二人皆折節儉素，而毀譽不同，何也?
這是歷史上兩個人的評論。季文子是春秋時名臣，道德非常高。公孫弘是漢朝有名的宰相，此人來自鄉間，平民出身，很有道德，名聞天下，一直做漢武帝的宰相。雖然做了幾十年宰相，家裡吃的菜，還是鄉巴佬吃的菜根、豆腐、粗茶淡飯，穿的衣服舊兮兮的，非常樸素。我們看《史記》公孫弘的傳記，一長篇寫下來都是好的，實在令人佩服，不好的寫在別人的傳記裡了。這是司馬遷寫傳記的筆法。公孫弘這個人實際上是在漢武帝面前作假，等於民國以來的軍閥馮玉祥一樣，和士兵一起吃飯的時候啃窩窩頭，回去燕窩雞湯炖得好好的，外面穿破棉大衣，裡面卻穿的是最好的貂皮背心，公孫弘就是如此。季文子和公孫弘都折節——所謂“折節”，在古書上常看到，如“折節”讀書。曾國藩有幾個部下，器宇很大，但學問不夠，受了曾國藩的影響，再回去讀書。結果變成文武全才，這情形就叫作折節讀書。換句話說，就像一棵樹長得很高，自己彎下來，就是對人謙虛，雖然身為長官，對部下卻很客氣，很謙虛，所謂禮賢下士，也是折節的意思。這段書說，季文子、公孫弘這兩個人，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尊榮，都不擺架子，自己也能儉樸、本素，可是當時以及歷史上，對這兩個人的毀譽，卻完全不同。司馬遷對公孫弘是親眼看到的，寫歷史的人，手裡拿了一枝筆，絕不會姑息的，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可是中國的歷史，大多都是隔一代寫的，當代多是記錄下來的筆記。由此觀之，問題很大，隔了一代，就有許多事情不夠真實。但是評論歷史人物，卻的確需要隔一代。在當代要批評人物，也得留點情面，這就有感情的成分存在，隔一代的評論就不同了，沒有情感和利害關系，才能冷靜客觀。這裡的兩個人，在當時的為人處世型態和做法是一樣的，當代的人很難評論，而後來歷史的評論，完全不同。這是什麼道理?
范晔稱：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
范晔是《後漢書》的作者，南北朝劉宋時的名臣。他說范晔曾說過，人並不是各個都仁，有些人拿“仁”來做幌子，在政治上假借仁為手段，以達到個人的私利;另外有些人處處講義，做事情講究應不應該，合不合理，可是並不一定是為了一個義的目標而做的。
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黠譏其多許，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者。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故前志雲，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無以殊，核其為仁，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
這仍是范晔的話，他說季文子身為宰相，他的太太們身上沒有穿過好的衣服，魯國人談起來，都認為這是自己國家的光榮。可是漢武帝時候的公孫弘，當了宰相，一輩子穿布衣服。(等於現在的人，始終穿一套卡其布中山裝，這樣不好嗎，說他作假，作一輩子可也不容易。)而和他同朝的監察御史汲黯，(這個人漢武帝都怕他，監察御史的職權大得很，皇帝不對，有時他也當面頂起來。古專制時代的皇帝也不好當的。汲黯講話不大清楚，有點大舌頭，好幾次為了國家大事，和漢武帝爭吵，他站在那裡，結結巴巴講不出話來，把漢武帝都逗笑了，依他的意見，教他不要急。)這個骨鲠之臣，硬作風的人，就當面指責公孫弘是作假。季文子和公孫弘的實際行為都是一樣的，可是在歷史上，季文子絕對是好的，公孫弘則後世認為他在作假，是什麼理由?這就要自己去體會。
用仁義做手段來興利，或為了天下的利益，或為自己的利益，一是為公，一是為私，差別就在這裡。換句話說，歷史是很公平的。如果真的做了一件事，在歷史上站得住，留給後世的人景仰，是的就是，非的就非。所以前人書上的記載(指孔子的話)說：“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有些部下，怕觸犯上面規定的法令，怕不合規定，勉強做到仁的境界，這樣做就不是自然的，不是本身的思想道德與政治道德的修養。所以比較起來，這幾種為仁的表現雖然一樣，但是仔細考核起來，他內在思想上，心理的動機是有差別的。有些人天生的就仁慈。如以歷史上的帝王來說，宋太祖趙匡胤就天生的仁慈。
一部二十四史，幾乎沒有一個開國皇帝不殺功臣的，只有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成為歷史的美談。等於是坦白地說明了，他手下這些將領，在起義當時，都是他的同事，當時他只是憲兵司令兼警備司令這一類的官，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同事們把他捧起來，當了皇帝。後來他想也是很難辦。我們看了一部二十四史，做領袖的確很難，我們常說朱元璋刻薄，殺的功臣最慘，如果人生經驗體會得多了，到了那種情況，也真沒有辦法。朱元璋本來很好的，當了皇帝還念舊，把當年種田的朋友找來，給他們官做，可是他們在朝廷裡亂講空話，把當年小時候打架踢屁股的事都說出來，說一次還不要緊，常常說，連其他的大臣都受不了，只有宰了。不要說當皇帝，很多人上了台以後，一些老朋友、老同學，來了一起做事，也一樣以老同學關系，在公開場合說空話。所以趙匡胤當了皇帝以後，一些同時打天下的人，恃寵而驕了，使趙匡胤沒有辦法，只好請大家來吃飯。酒喝多了，飯吃飽了，他對大家說，皇帝這個位置不好坐呀!大家說，這有什麼不好坐，大家擁護你到底。趙匡胤說，你們當時把黃袍替我穿上就逼我做皇帝，假使有一天，別人也把黃袍替你穿上，又該怎麼辦?這一下大家明白了，站起來問他該怎樣才好，一定聽他的。於是趙匡胤說，大家要什麼給什麼，回家享福好不好?大臣們只好照辦。這就叫做杯酒釋兵權，所以沒有殺過功臣。這是研究趙匡胤的這一面，他確實很仁慈。
另一面來說，因為很仁慈，宋朝的天下，自開國以來，始終只有半壁江山。黃河以北燕雲十六州，一直沒有納入版圖。因為他是軍人出身，知道作戰的痛苦，也知道戰爭對老百姓的殘害，他不想打仗，只想過安定的日子，拿錢向遼金把這些地方買回來。這是歷史另一面的研究。
現在講到人的天性問題：安於仁的人，天性就良善;而以仁為利，而心向往之的人就不同了，只是硬要做到仁的境界，不是天生的厚道。而另外有些人，比主動利仁還差一級的，是外表行為勉強做到仁的標准，因環境所逼，不得已才這樣做的。所以在安仁、利仁、強仁這三種性格的人，比較起來，安於仁道的人當然最好。
……
議曰：夫聖人德全，器無不備。中庸已降，才則好偏。故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口彥)。由此觀之，全德者鮮美!全德既鮮，則資矯情而力善矣!然世惡矯偽，而人賢任真，使其真貪愚而亦任之，可為賢乎?對曰：吁!何為其然?夫肖貌天地，負陰抱陽，雖清濁賢愚，其性則異，而趨走嗜欲，所規則同。故靡顏膩理，人所悅也;乘堅驅良，人所愛也;苦心貞節人所難也;徇公滅私，人所苦也。不以禮教節之，則蕩而不制，安肯攻苦食淡，貞潔公方，臨財廉而取與義乎?故禮曰：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古語雲：廉士非不愛財，取之以道。詩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矯偽之謂也，若肆其愚態，隨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賢之，此先王之罪人也。故吾以為矯偽者，禮義之端;任真者，貪鄙之主。夫強仁者，庸可誣乎?
這一段是本文作者的評論，開頭一段講到人才的道理，可以說是領導人如何去發掘人才，也可以說做干部的對自己的認識。他是以中國文化中“聖人”這個名稱，來標榜學問道德的最高成就，他說：聖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備(這裡的道德，並不是我們現代所講的道德觀念，這是一個名稱，包括了內心的思想、心術、度量、才能等等)。器識，才具，學問，見解，沒有不完全的。等而下之，不是聖人這一階層，中等的人，每個人都有他的才能，各有長處，不過所好不同，各有偏向，某人長於某一點，某人欠缺某一點。所以孔子對他的學生批評：“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口彥)”，四人各有所偏。由這個道理看來，一個人“才”“德”“學”能全備的，就比較少了。既然全德的人是少數，要想達到聖善，只好靠後天的努力，由外表行為做起，慢慢影響內在。(如教學生對人要有禮貌，學生說不習慣，就教他們先由表面做起——做作，久了就變真了。)但是世界上一般人又討厭作假，喜歡坦率。不過一個貪愚的人，也坦率，貪的坦率，要就要，笨就笨，這樣的人難道就讓他坦白的貪愚下去嗎?就可以信任他，把責任交給他，認為他是好的嗎?道理並不是這樣的。“肖貌天地，負陰抱陽。”中國的哲學，人是秉賦陰陽的資質，為天地所生。外國人說上帝依照他自己的樣子造人，中國人不講上帝，而說人是像(肖就是像)天地一樣，本身具備有陰陽之性，雖然生下來，清、濁、賢、愚，後天的個性各有不同，可是追求嗜欲，要吃好的，穿好的，富貴享受，這種傾向，都是相同的。所以人都要把自己裝扮起來，好像女人總要抹抹口紅，男人總要刮刮胡子，因為大家都認為這樣好看。坐高級的車子，騎上好的馬，以現代來說，坐最新穎的汽車，是大家都喜歡的;相反的，守得清貧，喜歡窮，非常潔身自愛，這是難以做到的。當然有這種人，但那是少數，不能普遍要求每一個人。至於那種處處為公，絕對不自私的典范，理論上是不錯的，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領導人要注意，如此要求，鞭策自己可以，要求別人的尺碼就要放寬一點。
所以一個人要做到歷史上所標榜忠臣孝子的標准，必須以學問道德，慢慢修養而來，人性生來並非如此良善。因為自己思想學識認識夠了，由禮義的教育下來，能對自己的欲望有所節制，才做得到。假使不在後天上用禮義教育節制，任由人性自然的發展，就像流水一樣飄蕩、放浪，欲望永遠無窮。如此欲望無窮，又怎麼能夠吃苦過日子，安於淡泊，做到絕對貞潔，一切為公，一切方正，尤其在錢財方面，臨財不苟取，完全合於義禮呢?所以《禮記》上說，“欲不可縱，志不可滿。”(這八個字把政治、教育、社會，乃至個人的修養都講完了。)教育並不是否認欲望，而在於如何設法不放縱自己的欲望，“志”是情感與思想的綜合，人的情緒不可以自滿，人得意到極點，就很危險。歷史上可以看到，一個人功業到了頂點以後，往往會大失敗。所以一個人總要留一點有余不盡之意。試看曾國藩，後來慈禧太後對他那麼信任，幾乎有副皇帝的味道，而曾國藩卻害怕了，所以把自己的房子，命名為“求缺齋”，一切太圓滿了不好，要保留缺陷。古人說的廉士清官，絕對不要錢嗎?恐怕不是，一般人公認的清官包公，假使說他連薪水袋都不拿，那才是怪事哩!如果上面有合理合法的獎金給他，他還是應當拿的，所以廉士不是不愛錢，而是取之有道，對於不義之財絕對不取，已經是了不起了。
《詩經》裡說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論語》引用這兩句話是從好的一面講，這裡是從相反的一面講。)人還是得像雕刻一樣，用後天的努力，勉強自己，雕鑿自己，慢慢改變過來(我們作學問，該有這一層領悟，也就是任何一句話，都有正反兩面，乃至多角度的看法。《詩經》這兩句話，在《論語》裡，孔子和子貢討論到詩，是就道德的修養而言，而這裡說，一個人要改變自己的個性，由作假而變成真的，也同樣用到這兩句話。這就是我們寫文章，以及作人做事要體會的。尤其是一個領導人，更必須有這一層認識。同樣一句話，各個人的看法都會不同，所以對於別人的要求，也不能完全一致。由此可見，文字語言，不能完全表達人類的思想。如果能夠完全表達，人與人之間，就沒有誤會了。所以說話很困難，除了口裡發聲以外，還要加上眼睛、手勢、表情等等。才能使人懂得，有時候動錯了，別人還是會誤會的。在哲學觀點說，這就是人類的悲哀)。
現代全世界的青年，包括中國的青年，都反對後天的約束。他們覺得一切太假了，認為人欲怎樣就該怎樣，所以前些年的嬉瘩，就是這樣，要求任真(現代所謂的放任自然)。人為什麼要那麼多的禮貌?那麼多的思想范圍?這問題是從古至今都存在的。這裡就說，放肆天生愚蠢、丑陋不穩定的情緒，讓它自然發展，毫不加以理性的約束，認為這樣才不矯情，才算任真。那麼想要殺人搶人，就殺人搶人，也是任真自然嘛2情緒上想到要搶就搶，這是自然吵!也沒有錯啰!但真這樣就糟了，先王就成為文化罪人了。(這個先王，在古文中常有，並不是專指那一個人，而是泛稱，代表傳統文化。)最後作者自己的結論認為，矯情的人是作假，(如小學裡教孩子，一進學校要說：“老師早!”這就是矯情，小孩子生出來，絕不會說媽媽早，你好!而是後天教育替他加上“老師早!老師好!”的觀念。)但人類之有制度禮貌，就靠這點矯情開始的，在教育上另用一個好聽的名詞就是塑造。慢慢地，作假就是真，並不是假，而是矯正過來，改變過來，成為禮義的開始。而任真的結果，就成貪鄙之主。所以勉強學仁道的，怎麼可以隨便批評呢?《長短經》的作者，認為強仁是對的。
……
這裡就想到一件歷史故事，晉朝有名的大臣陶侃，是平民出身，有名的陶侃遠甓的故事就是他。原來他做過都督，長江以南的政權都操縱在他手裡。而他還是願意習勞苦，每天在家裡把一些陶土的磚塊，搬進搬出，他說，人的地位高了，筋骨易於疲憊，不能不習勞苦，如安於逸樂，一旦有事，體力吃不了苦就不行。同時他很節省，把木匠做工剩下來的竹頭木屑，都留下來，堆了幾房間，人家以為他小器。後來發生了戰爭，造戰船的時候，需要竹釘都沒地方可買，他就把這些小竹頭拿出來做釘子用，及時造好了戰船。所以他告訴部下，天下任何東西都有用處，不要隨便浪費。那時正需要人才，有人向他推薦一個青年，他自己就去看訪。看見這個青年住在一個小房間裡，滿屋的書畫，可是棉被好像三年沒有洗，頭發又亂又長，他看了一眼就走了。然後他對推薦人說，這個青年，連一個房間都沒有管好，國家天下大事，我不相信他能管理好，所謂“亂頭養望，自稱宏達。”這是他的名言，就是說這個青年，頭發也不梳，弄得亂亂的，藉此培養自己聲望，而自命為“宏達任真”。結果一個小房間都治理不好，恐怕別無真才實學。
……
或曰：長平之事，白起坑趙卒四十萬，可為奇將乎?
這是另外舉出的一個歷史經驗。
這是春秋戰國時候，一件有名的故事。秦國的大將白起打趙國，趙國打敗了，四十萬人向白起投降了。而白起在一夜之間，所這四十萬人活埋了。在中國歷史上，很多地方提起這件事，幾千年來，一直到現代還提到。另一面在後人的筆記中記載，有人殺豬，刮毛以後，背上現出“白起”兩個字，這是講因果報應，說白起直到現在，生生世世還是在被人宰殺。不管因果報應的事有沒有，這是中國的傳統思想，戰爭殺人，是為民族，為國家，為正義不得已，所以沒有罪。但如果為了私怨，尤其是對於已經投降了的人，還把他活埋，這個罪過可大了。根據歷史的經驗，這樣是絕不可能成功的。看清史，曾國藩、李鴻章打太平天國的時候，李鴻章的淮軍起來，不得已借用外國人的洋槍隊。有一英人叫戈登，帶兵幫忙打太平軍，打到蘇州的時候，有八個太平天國的將領帶了好幾萬人向李鴻章投降，當時答應的條件，是仍舊給他們職務，後來見李鴻章的時候，有個人把他們都抓去殺了，以後這人的結果，還是很不好。而當時戈登，對這件事大加反對。後來歷史上評論，一個外國人尚且有這樣的正義感，不主張殺投降的人，可見一般人的看法對白起很不以為然。
這裡就提出長平之役這件事情來討論，白起這個人算是軍事作戰上了不起的奇將吧?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卷，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依山，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令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優平原之補縫，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且長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趙矣。夫以秦之強，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也，又何稱奇哉?
這是引用何晏的話，來評論白起算不算一位奇將。
何晏是魏時人，他說白起活埋了趙國的四十萬人是一大騙局，答應投降了就沒有事，結果大家投降了，又把人家活埋。這不但是性情太殘暴了，以整個戰略而言，實在失策，一定會失敗的。假使在投降之前就預先知道投降以後，會上當而死，這四十萬人就是沒有武器，赤手空拳地抵抗到底，也很可怕，何況這四十萬人，身上都還穿了堅硬的戰甲，手上還拿有銳利的武器，真打下去實在不易征服。不幸，大家相信，而上當受騙而已。白起當時以為做得很高明，實際上是增加了秦國統一天下的困難。他這樣一來，天下人都看見了，知道凡是向秦國投降的人，都不會有好結果。投降的將領被砍下來的頭顱堆得像山一樣高，歸秦的眾人的骸骨堆起來像丘陵那麼多。從這次以後，秦國如果再與人作戰，大家都認清楚了，要死的時候就壯壯烈烈的死，反正向秦國投降了也是死，何不抵抗到底。再也沒有人肯向秦軍投降了。自此以後，秦國無論攻什麼地方，都很不容易打下來。所以自起這樣做法，反而延遲了秦國統一天下的時間，因為他雖然一夜之間殘殺了四十萬生命，相反的作用，等於告訴天下人，自己必須堅強，絕不能投降。為了希望得到一時的功勞，實際上更加堅定了各國諸侯守士的意志和決心，在戰略與政略的道理上說，白起這個做法，是正在進兵的時候，自己削弱了自己的有利形勢，軍事的表面上勝利，而在政治上、國際上，使自己的計劃走不通，這是什麼理由呢?因為趙國雖然失敗了，但並沒有亡國，假使再起來作戰，趙國的大元帥再出來一個馬服君，那這下一次的戰爭，就不比前一次，這次秦國就會失敗了。況且自白起這一手以後，列國都對秦國備戰了。因此秦國統一天下的進度就慢了，所以後來始終不敢再出兵攻打趙國的邯鄲，這不但是因為趙國經這次失敗，由平原君起來當統帥，秦國怕了，更重要的是怕各國諸侯聯合起來救趙國。秦王知道這個道理，內心非常忌諱，只是沒有說出來而已。
並且以這一次長平之役，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戰役之前，秦國的兵源不夠，重新發一道命令，變更法令，凡是十五歲以上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拿了武器，到前方和趙國打仗。這仗打下來很慘，秦國十五歲以上的人，死傷過半。可見白起這一仗打下來，並沒有消滅趙國，只是騙了趙國的四十萬人活埋了。而對於秦國的損害，卻無法彌補。以將領而論，白起並不是一個好將領。根據一員大將的修養，要懂得政治，懂得策略，要有長遠的眼光，中國歷代的第一流大將都是文武兼資的。武功很高，很勇敢的只是戰將，不是大將。大將都是有高度的素養。就以近代史而言，大元帥曾國藩，就是文人。
這件事就是告訴我們，大而用兵，小而個人。與敵人正面沖突的時候，都是同樣的原則，要言而有信，欺騙只可獲得一時的勝利，可是其惡果，則是得不償失。
……
下面的討論，就提到《素書》了。
議曰：黃石公稱柔者能制剛，弱者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柔者人之所助，剛者怨之所居。是故纣之百克而年無後，項羽兵強，終失天下。故隨何曰：使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這足以致夭下之兵耳。由是觀之，若天下已定，藉一戰之勝，詐之可也。若海內紛紛，雄雌未決，而失信義於夭下，敗亡之道也。當七國之時，諸侯尚強，而白起乃坑起降卒，使諸侯畏之而合縱，諸侯合縱，非秦之利，為戰勝而反敗，何晏之論當矣。
他引用黃石公所說的原則，再加以發揮。黃石公所說的原則，也就是道家的思想：柔能克剛，弱能制強。所謂柔，就是道德的感化。過剛，就是用強硬的手段，像白起這種做法，就是賊，就是不正，過剛就是錯了。有如一個人，體力不夠，在街上走路跌倒，大家看見，一定上前幫助，柔者人之所助。如果是太剛強的人，那就不見得如此。太剛的人，怨恨都集中到他身上，作人就是這個道理。個性、脾氣的剛柔，也是一樣。歷史上纣王當時百戰百勝，結果還是被周武王打垮而亡了國。項羽每次戰爭都打勝仗，和劉邦打了七十二次戰役，前面七十一次都戰勝劉邦，到最後一次項羽失敗了，也就完了。所以漢代的學者隨何(他曾經勸黥布背楚降漢，平定天下後，漢高祖封他為護軍中尉)當時曾說過，全國人的心理並不希望楚國項羽打勝仗，項羽一打勝仗，所有的諸侯，自己害怕，就彼此聯盟，幫忙互救，所以楚國越強，對劉邦越有利，大家都知道劉邦是個老實人，直爽厚道，大家都願意和劉邦聯合。所以從這個道理看來，假定天下整個的局面是安定的，只有一個敵人，只要這一次戰爭，就可解決一切，這樣用一點假，還可以。(這就告訴我們，在軍事上，乃至在工作上，最高的原則，還是誠信。不誠不信，最後終歸失敗。)如果整個的時代是不安定的，在海內紛紛，最後到底是誰成功，還沒有決定的階段，就要注意，不要眼光短淺，不要太貪現實。這個時候，想要真正的成功，還是要誠懇。假使在這個時候失信於天下，最後一定敗亡。
那麼回過來看長平之役，正當七雄爭霸的時候，秦國想統一天下還做不到，六國諸侯的力量還是相當強盛，白起一下子坑了趙國四十萬降卒，這一決定處理下來，結果使諸侯害怕了，反而組織聯合戰線，合縱了。諸侯一合縱，當然對秦國不利。白起在戰場上身為統帥，這一個戰地的處決，把降卒活埋了，他當時還自認為這是一次最光榮的大勝利，可是在整個列國局面來講，是秦國的一次大失敗，因此何晏的說法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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